《诗经》导读

[日期:2009-04-12   来源:  作者:刘天泽   ]

一、《诗经》研究简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三百零五篇。大约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它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当时人们只称它为“诗”,或举其成数称为“诗三百”、“三百篇”,并没有尊之为“经”。到了汉代,武帝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巩固中央政权,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原来经孔子整理过的几部经书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至此才确定了《诗经》的名称。

秦汉之际,先秦典籍屡遭厄运。在秦始皇实行“焚禁”政策和楚汉战争的破坏之后,官府所藏与民间保存的秘籍散失极为严重。《诗经》由于是诗歌,便于讽诵、记忆,所以才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西汉时期,保存研究它的主要有四家,即鲁人申培所传的“鲁诗”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燕人韩婴所传的“韩诗”,鲁人毛亨与赵人毛苌共传的“毛诗”。鲁、齐、韩合称“三家诗”。他们的传本经文都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同属今文诗学。毛诗的传本经文原用先秦古文写成,属古文诗学。三家诗先后亡佚,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内传》亡于宋室南渡,只有《韩诗外传》尚存。东汉以后,三家诗逐渐衰落,而《毛诗》兴起。传《毛诗》的毛亨与毛苌,史称大毛公和小毛公。毛亨作《毛诗故训传》,传授《诗经》。在他死后,弟子苌被立为博士。东汉时,著名经学家马融、郑玄等人都研究《毛诗》,郑玄并作《毛诗笺》,因此毛诗取代三家诗而独传。流传至今的《诗经》本子,因为是毛亨、毛苌所传,故《诗经》亦称《毛诗》。

《毛诗》中所收集的作品,从其创作年代来说,大约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历时长达五六百年;从其产生的地域来说,有的出于王都所在地区,有的出于诸侯各国的领地,约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和湖北北部一带地方;从其作者来说,有出于贵族阶层的作品,也有口头流传的民间歌谣。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在一起而编辑成为诗歌总集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便产生了“采诗”与“献诗”之说。

采诗之说,始于汉代。《礼记•王制篇》说:“天子五年一巡守(视察诸侯所守之地)。岁二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说法,他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献诗之说,见于《国语》。据说东周时期,天子为了视察民风,曾建立了公卿列士献诗的制度。《国语•周语上》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国语•晋语六》也说:“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蒙蔽)。”

班固与何休对采诗的说法虽有不同,但都肯定有采诗的事。他们是出于想象,还是有所根椐,现在已无法证明。由于在先秦古籍中找不到有关采诗制度和采诗活动的记载,所以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我们认为采诗之说虽无明证,却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统治者为了考察民情,了解施政的得失,以便于巩固政权,很需要通过采诗掌握民众的思想动态。此外,通过采诗,还可丰富宫廷乐章,以满足庆典、祭祀和宴乐等对声乐的需求。除上述主观需求的因素外,从这部诗歌总集编纂成书的客观情况来考虑,也可以说明它是经过采集整理而完成的。《诗经》中的诗歌,其创作年代长达五六百年,包括的地区十分广阔,而其形式、用韵却基本一致。这在古代交通不便,各地语言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如果不是通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完成这样一部体制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的编辑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献诗之说,除《国语》的记载外,在《诗经》中也可以找到内证。如《小雅•节南山》有“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和《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的记述,说明“献诗”的事是确实存在的。因此可以肯定采诗与献诗的确是《诗经》三百零五篇诗歌的主要来源。

通过采诗与献诗两个渠道收集诗歌创作,最后集中于管音乐的周太师。所汇集的诗歌数量一定是很多的,是谁把它加以选编整理而成为三百零五篇的诗歌总集呢?于是又产生了孔子删诗的说法。《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对于这种说法,拥护者不少,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夫子返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及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夫子曰:‘正乐’,必雅颂各有其所在,不幸岁久年淹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于其际也。奈何后人不察,相沿以至今,莫不以正乐为删诗。”方玉润根据孔子言诗,只说“三百”而未说三千;只说为雅颂正乐,未说对诗有所增删的记载,否定司马迁关于孔子删诗之说。如果说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有力的话,那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则可为否定删诗之说最有力的证明。吴公子季札游鲁观周乐,让乐工为他演唱《风》、《雅》、《颂》。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还不满十岁,由此可以断定孔子以前《诗经》已有定型的本子,今本《诗经》根本不可能由孔子删订。孔子删诗之说虽然不能成立,但《诗经》毕竟是经过一番整理编辑工作的,否则呈现在《诗经》作品里面的形式与用韵的统一性就很难解释了。那么整理编辑的人又是谁呢?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是周王朝的乐官。周太师有教贵族子弟学诗的任务,又保存有汇集起来的大量诗

歌,所以《诗经》很可能就是由他们编辑成书的。

《诗经》有“六义”之说,这是研究者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周礼•春官•宗伯》中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诗”与“六义”同实而异名,对于“六义’的解释,历来研究者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的意思是说,风、雅、颂是诗的体制,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这种说法,现在已为学者们所采用。下面对诗之分类风、雅、颂和诗之表现手法赋、比、兴,分别加以介绍和说明。

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等十五国,合称“十五国风”。国风所标的名称,有的是指当时诸侯国国家的名称,有的则是指地域名。今本《诗经》中,《周南》诗十一篇,《召南》诗十四篇,《邶风》诗二十九篇,《鄘风》诗十篇,《卫风》诗十篇,《王风》诗十篇,《郑风》诗二十一篇,《齐风》诗十一篇,《魏风》诗七篇,《唐风》诗十二篇,《秦风》诗十篇,《陈风》诗十篇,《桧风》诗四篇,《曹风》诗四篇,《豳风》诗七篇,共收诗一百六十篇。《邶风》、《鄘风》、《卫风》分列之诗,是汉代人所分,其实都是卫国的诗。对于“风”的解释,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一解释,大意是说,由于风能吹动万物,所以就用风来比喻风教、教化和讽刺、讽谏的作用。君主要对臣民进行教化,臣民要对君主进行讽谏,这两者都 是借用诗歌的形式来进行的。它的好处是委婉含蓄,而不是直言不讳的批评或指斥,所以很容易被接受,正象风能吹动万物一样,它也容易感动人心,所以把它叫做风。这虽是最早的解释,但它是从封建礼教观念的角度考虑的,并不可取。宋代的朱熹在《诗集传》中突破汉人的解释,提出了新的说法。他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这是说,国,指诸侯所管辖的区域;风,是民俗歌谣。高亨在《诗经今注》中解释风、雅、颂的分类时举了五个例证,说明风本是乐曲的通名。至于乐曲为什么叫做风,他认为“主要原因是风的声音有高低、大小、清浊、曲直种种的不同,乐曲的音调也有高低、大小、清浊、曲直种种的不同,乐曲有似于风,所以古人称乐为风”。因此他说:“所谓国风,就是各国的乐曲。”现在一般研究者也都认为国风是采自各地的民间歌谣。《周南》、《召南》合称“二南”。由于它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命名,所以有人认为“南”不是风的一类,不应该算是“风”诗,应该把它从“风”中划出去,而将《诗经》分为南、风、雅、颂四类。这个主张虽有一些根据,但理由并不充分,至今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一般研究者认为《周南》、《召南》所收的是南方地区的诗歌,由于采集地域广阔,又不便国自为编,故统称为“南”。其根据是:“西周初期,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分陕(今河南陕县)而治。周公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召公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周公的采邑,包括洛阳以南,直到江汉一带地区。召公的采邑,包括今河南西南部及长江中上游一带地区。《周南》当是周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的民歌,《召南》当是召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的民歌。也有人认为“周”、“召”都是地名,周以南的诗叫“周南”,召以南的诗叫“召南”。其说虽不同,但认为“二南”的性质属于风诗则是一致的。高亨也不赞成“二南”自为一类之说。他在《诗经今注》中解释《诗经》的分类时说:“第一,二《南》的主要部分也是民间歌谣,和其余十三国风性质相同。第二,《左传•隐公三年》:‘风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都是《召南》的一篇,可见《左传》作者认为《周南》、《召南》属于风。《周礼•大师》、《礼记•乐记》、《荀子•儒效》论《诗》,都是风、雅、颂三类并举,而不及南。可见《周礼》作者,《乐记》作者和荀卿都认为《诗经》只有风、雅、颂三类,南属于风,不是自为一类。”

十五国风中的诗歌,除少数作品外,大都是流传在民间的口头创作,它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由于它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所以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又由于它在口头流传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炼和加工,所以表现集中,语言生动,描写形象,韵律和谐,充分体现了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因此,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文学价值最大。

包括《小雅》、《大雅》,合称“二雅”。《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共收诗一百零五篇。编排以十篇为一组,并以这一组的第一篇诗命名,如小雅“鹿鸣之什”,大雅“文王之什”。零数的诗,包含在最后的“什”里边。这是为了检阅的方便。对于“雅”的解释,历来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意是说:“雅”是“正”的意思。它是讲政教成败的诗。政事有大(重要的)有小(次要的),所以就有了《小雅》、《大雅》的区别。把“雅”解释为“正”,并没有错。但把“正”引申为“政”,得出“言王政废兴”的结论,并以政有小大去区分大小雅,这就有些牵强附会了。朱熹在《诗集传》中提出了新的说法:“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这个说法继承了《毛诗序》对“雅”的解释,但并未过度引申。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惜他没有进一步说明“雅”为什么是“正乐”。其实“雅”就是“正”的意思,“雅乐”就是“正乐”,这是对于地方之乐而说的。二雅所收之诗,多为西周王畿以内的诗歌。周天子建都的王城,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把王畿之乐称为“正乐”,这是当时尊王观念的具体表现。也有人认为“雅”字古与“夏”字通,西周王畿本称夏,周初人常自称夏人。“雅”、“夏”既然通用,“夏”音也自然可以写作“雅”音。所以产生于西周王畿的诗歌,也就可以称做“雅”了。雅有“小雅”、“大雅”之分它是根椐什么来区分的呢?关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为大家所接受的解释。有人以为这与它们产生的时代有关,“小雅”中的诗,产生的时代比“大雅”晚,风格上与风诗相近,不同于旧的雅乐,所以才有了大、小雅的区分。有人以为大、小雅就象后代律有大吕,小吕一样,都是乐调的区别。也有人认为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把旧的雅乐称做“大雅”,新的雅乐称做“小雅”。以上几种说法,因无确证,只能作为参考。《诗经•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首诗,只有题目而没有词句。《诗序》以为“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笺》以为“本有辞,经战国及秦火亡佚。”朱熹根据《仪礼•乡饮酒礼》的记载,认为这六首诗,本来就有声而无辞,它只是用笙吹奏的伴奏乐曲。这种新说,很有说服力,所以过去就把这六首诗称为“笙诗”。

“二雅”中的诗歌,除小雅中有少数民歌外,大都是周王朝贵族文人的作品。它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其中有叙述周民族发展历程的史诗,有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赞美诗,有反映种族冲突的战争诗,也有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政治讽谕诗,反映人民疾苦的怨愤诗,叙写男女爱情和婚姻问题的爱情诗等。它虽然有别于国风中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而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的民歌,但也有不少思想与艺术都较为优秀的作品。学术界在中国文学史中对“风诗”的成就肯定较多,而对“雅”诗的成就评价偏低。我们应该改变这种对“雅”诗的看法,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合称“三颂”。《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收诗四十篇。对于“颂”的解释,历来也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说:“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意思是说,颂是赞美王侯功德而把它祭告于神灵之前的诗。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颂者,宗庙之乐歌”。意思是说,颂诗本身也是一种乐歌,是供祭祀宗庙时用的。清代的阮元,从训诂学角度考察“颂”的本义,证明“颂”字即“容”字,也就是“舞容”的意思。因此得出“颂”是祭神祭祖时所用的歌舞曲的结论。古时祭祀,不仅要有歌功颂德的诗,往往也配有娱神的舞。所以阮元的说法是比较正确的。“三颂”大都是庙堂祭祀的乐歌。《周颂》是西周统治者用于祭祀的乐歌,多数作于昭王、穆王以前。《鲁颂》四篇,都是歌颂鲁僖公的。大抵为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产生于春秋鲁国的首都(今山东曲阜)。关于它的作者有人认为是“史克作是颂”。也有人根据《鲁颂•宫》有“奚斯所作”之句,认为是奚斯所作。关于《商颂》,《毛诗序》认为是商代的作品,但一般研究者认为它是周代宋国的作品。《史记•宋世家》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由此可以证明,它也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是宋人正考父为歌颂宋襄公而作的。君是商王的后代,所以称之为《商颂》。

“三颂”中的诗歌,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庙堂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不过它对于研究古代社会发展,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诗经》中把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它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的呢?《毛诗序》认为是按诗的作用划分的,朱熹《诗集传》认为是按诗的作者的身份与内容划分的,宋代的郑樵认为是按音调区分的。他在《通志序》中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以上三说,是古人对《诗经》分类的说法,其中郑樵之说较为中肯。我们今天研究《诗经》,不能拘于旧说,而是要按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实际内容而重新加以分类。

郑玄《周礼•大师》注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其说虽不同,大意却是一样的,都把“赋”解释为铺陈直叙,也就是通常说的“铺叙”。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是通过客观事物的描绘与叙述,以表达主观思想感情的

一种创作方法。如《诗经•豳风•七月》,全诗均用赋体。它通过对农民一年十二个月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的痛苦生活的真实描写与叙述,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剥削压迫制度的残酷本质,而且也是对当时统治者的血泪控诉。

郑玄《周礼•大师》注说:“比者,比方于物也。”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释“比”时说:“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意思是说,比是通过刻划外物来比附所要说明的意思,利用易懂的语言来确切地描绘事物的特点。根据以上三种解释,可知“比”是“比喻”的意思,也就是用打比方的

办法,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如“有女如玉”,以玉比喻女主人公的美丽温柔;“有力如虎”,以虎比喻男主人公的威猛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诗经》里有的诗整体用比,以拟物的手法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相感情。如《魏风•硕鼠》中把剥削者比作“贪而畏人”的大老鼠,以表示诗人憎恶和反抗剥削压迫者的思想感情。这类比体诗和后世的咏物诗很有相似之处。

《毛诗正义》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发起己心。”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意思是说:“兴就是起兴人之情。……兴起其情,是根据事物曲折微妙的关系来寄托所要表达的意思。”上述三种解释,说法虽有不同,意思却很相近。是说某种客观景物激发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就把它的形象描写下来,作为诗的开端,以引出下面要咏唱的事物来。所以“兴”又称“起兴”。它有引起下文的发端作用,有的又兼有比喻和象征的意义。《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大多数兼有发端和比喻、象征的作用,但有的只有发端的作用,有的仅与正句有音律上的联系。所以对于兴,可根据诗的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才能作出较为准确的解释。

赋、比、兴是古人对诗歌创作艺术表现手法的总结。它虽然并不是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全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诗歌创作的基本特点。关于三者的关系,齐、梁时代的文艺批评家锺嵘在其《诗品•序》中曾作了较为明确的说明。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隐微),意深则词踬(不顺畅)。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表露),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嬉浮油滑),文无止泊(归宿),有芜漫(散杂)之累矣。”他认为只有赋、比、兴并重,才能写出言近旨远,形象鲜明,感染力强,而又富有韵味的好诗来。《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尤其是比、兴手法的运用,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它对我国诗歌的发展曾经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上文多次提到《毛诗序》,这也是研究《诗经》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毛诗序》,也就是《毛诗》的序言,简称《诗序》。《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列在每首诗前面,说明该篇主题的序言叫做“小序”;总论《诗经》的序言叫做“大序”。因为“大序”是附在首篇《关雎》“小序”后面的,所以对如何划分大小序,也有不同的说法。为了便于理解“大序”、“小序”之分和“诗序的作者与内容”等有关问题,现将《毛诗序》原文照录如下: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老百姓)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用委婉的言词谏劝而不直言过失),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国风”与“二雅”中凡讥刺时政的诗都属于与“正风”、“正雅”相对的“变风”、“变雅”)作矣。国史(王室史官)明乎得失之迹,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仁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原作‘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原文中“是以……谓之雅”六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言风雅之别,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于一国,故谓之风,以其狭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于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对“四始”的解释,说法很多仅举二说,以供参考。陈奂《毛诗传疏》认为这里是总论全诗,风、大小雅、颂,皆以文王诗为始:“《关雎》风始,《鹿鸣》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庙》颂始。”《毛诗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引《郑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

关于大、小序的划分,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二。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从“《关雎》,后妃之德也”起,至“用之邦国焉”,是“小序”,它是说明《关雎》主题和意义的;从“风,风也”起,至序末是“大序”,它是毛传论诗的总纲。朱熹《诗序辨说》则认为序中从“诗者,志之所之也”起,至“诗之至也”为大序;首尾二段为《关雎》篇小序。

《诗序》的作者是谁?古今异说甚多,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结论。有人认为《大序》、《小序》都是子夏(卜商)所作;有人认为《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与毛公合作;有人认为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是国史所作;也有人认为是卫宏所作。《后汉书•儒林传•卫宏传》说:“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因此,宋以来研究者多以为此说可信,但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卫宏所作,非今之诗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以为每篇《诗序》的头两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申说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

对于《诗序》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尊序者多持全盘肯定的态度,攻序者则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小序》是每篇诗的“题解”,它解诗的原由和方法,存在两个主要缺点:一是把“诗教”的观念具体运用于讲解诗篇,使之成为宣扬封建礼教的工具。如把祝贺新婚的《关雎》附会成是赞美后妃之德的诗歌;二是“以史证诗”,把具体的诗篇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生拉硬扯到一起。如把反抗“父母之命”要求婚姻自由的《鄘风•柏舟》,歪曲成为“共姜自誓”(守节)的诗歌。虽然存在这些错误倾向,但并不是所有《小序》都一无可取。如说:“《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这个解说基本上是符合卫人作此诗以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媳为妻丑行之原意的。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小序》解说对了的,我们可以采纳,不一定都要自立新说;由于附会、歪曲而解说错了的,我们要指出其错误所在,还原诗以本来面目。这样就诗论诗,才是正确的态度。《大序》是《毛诗》论诗的总纲,实际上也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它比较准确地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歌与音乐、舞蹈的相互关系;它提出了“六义”的问题,对诗歌的体制和表现手法进行了总结性的探索;它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说明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反映现实的诗歌和音乐。这些论述,其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予以肯定。它提出诗歌的规范应该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在说明诗歌的社会功能时,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还说什么“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这些观点,是对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强调诗歌要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这些当然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否定。总之,《诗序》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对诗歌的创作与批评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它,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五经之一的《诗经》也因之而成为历代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毛诗故训传》属古文经学,最初并没有占据汉朝博士的宝座。但由于它按字义解经,训诂简明,又能吸收春秋末期以来儒生解经的成果,所以《毛诗》虽被汉武帝逐出官学,而在民间传习的学者却日益增多。到了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同时为《毛诗故训传》作《笺》。“笺”,实际上也是“注”,为什么称之为“笺”呢?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说:“笺者,表也,识也。郑玄以毛学审备,遵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余经无所遵奉,故谓之注。”郑玄对今文经也很精通,作《笺》时,能吸取其长处,以补古文经之不足,使《毛诗》的释义,远远超过了“三家诗”,所以后来居上,取得了权威的地位。

从三国至唐代,传习《诗经》的学者,大都宗奉毛郑《诗》学。其间也有王肃、孙毓等著书

立说,对郑《笺》提出责难。唐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奉敕统一诗注,撰《毛诗正义》,又称《毛诗注疏》,注指《毛传》、《郑笺》,疏即“正义”。因为它采诸家之善,融汇贯通,并详备刑名制度,故题曰“正义”。由于它汇集了魏晋至隋唐时期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是诗学的集大成者,所以唐人讲《诗》,大多以它为依据。今本《十三经注疏》,经文之后的注为《毛传》,笺云之下为《郑笺》,附唐陆德明音义,“正义”则用大写“疏”字标识。这个注疏本如今已成为研究《诗经》极为重要的参考书。

到了宋代,《毛诗》的地位开始动摇。欧阳修撰《毛诗本义》,辨证《毛传》、《郑笺》穿凿附会之误,以疏解章句,断明诗义。苏辙撰《颍滨先生诗集传》,怀疑《诗序》,别为新解。此后郑樵的《诗辨妄》(原书已佚,顾颉刚有辑本)、王质的《诗总闻》等专著相继出现,各立新说,阐述己见。在诸多新说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朱熹的《诗集传》。他抛弃《毛序》,为《诗经》自作新序;解释词义,克服了《注疏》繁琐冗长的缺点,力求做到简明扼要。此书一出,学者宗之,直至元、明两代,朱熹的诗说仍占统治地位。《诗集传》解诗,虽亦有不当之处,并有宣扬理学之嫌,但他另辟新径解《诗》之功,仍然应该肯定。

清代学者对《诗经》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探索,著述就有五百余种。其中较有影响的亦有数十种。如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戴震的《毛郑诗考证》,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顾栋高的《毛诗类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皮锡瑞的《诗经通论》,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王筠的《毛诗双声叠韵说》,俞樾的《诗名物证古》,江有诰的《诗经韵读》,洪亮吉的《毛诗天文考》等。在众多研究《诗经》的清代学者中,除崔述、姚际恒、方玉润等少数人,敢于突破旧说,提出自己新的见解,颇有参考价值外,大多则注重于考据与训诂。他们虽然在这两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据《毛序》以说诗,这种复古倾向,则是不可取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学者们的思想解放了,观点改变了,研究的方法科学了,涉及的层面扩大了,探索的程度深化了,它不仅为《诗经》研究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设立专章评介《诗经》的中国文学史就有了五十余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简论》,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总论《诗经》的有张西堂的《诗经六论》,余冠英的《诗经略论》,高亨的《诗经引论》,林义光的《诗经通解》,闻一多的《诗经通义》,谢无量的《诗经研究》,金公亮的《诗经学ABC》,周满江的《诗经》等。全注全译《诗经》的有唐笑我的《诗经白话注解》,洪子良的《新注诗经白话解》,高亨的《诗经今注》,江阴香的《诗经译注》,陈子展的《诗经直解》,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选注选译《诗经》的有蓝菊荪的《诗经国风今译》,余冠英的《诗经选》、《诗经选译》,李长之的《诗经试译》等。对《诗经》进行专项研究的有姜亮夫的《诗骚联绵字考》,王力的《诗经韵读》,陆文郁的《诗草木今释》,赵沨的《诗经音乐及其他》,徐英的《论毛传郑笺》,徐家齐的《三百篇用韵之研究》,陈钟凡的《诗经制作时代考》,唐圭璋的《三百篇修辞之研究》,胡念贻的《诗经中的赋比兴》,詹安泰的《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等。此外,还有向熹的《诗经词典》。以上所举虽然只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著述,而并非全部,但新时期的研究盛况,不难由此想见。这些著述的主要特点有四:一是扫清了经学家笼罩在三百篇上的层层迷雾,不再把它看作“经”,而是把它作为一部最早的诗歌总集来进行研究;二是对这部诗歌总集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论证;三是对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对古代诗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与评价;四是为这部古籍的通俗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些成就为今后对《诗经》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成绩是巨大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二、《诗经》的思想内容

经学家把《诗经》当做“经”、当做“史”来传习,目的是在宣扬王道的政治理想,进行“温柔敦厚”的诗教,以感化人心,规范德行,而巩固封建统治制度。他们重视“雅”、“颂”,以美刺解诗。通过对圣君贤相文治武功的赞颂,树立正面典型,进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教化;通过对昏君佞臣,荒淫无道的讽刺,勾画反面形象,为封建统治提供历史鉴戒。对于“风”诗中揭露阶级剥削压迫罪恶和反抗封建礼教迫害的作品,则不惜用曲解主题思想的方法,消灭或淡化其反抗意识,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双重目的。如把全面反映农民悲惨生活,对剥削压迫制度罪恶进进行血泪控诉的《豳风•七月》,说成是“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把揭露统治阶级不劳而获本质的《魏风•伐檀》说成是“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这样诠释两诗的主题思想,它们就成为周公以创业之艰难教导成王和人民对贪官的讽刺和鞭挞了。又如把描写三月上巳节青年情侣在溱洧河边春游戏谑的恋情诗《郑风•溱洧》,说成是“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把揭露男女不平等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控诉礼教吃人罪恶的《卫风•氓》,说成是“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弃诱;华落色衰,复相背弃,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叙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这样诠释,它们的主题思想就变成为维护封建礼教的“刺乱”、“刺时”的诗歌了。经学家如此说诗的观点和方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取的,它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

我们把《诗经》看作诗歌来研究,目的是在了解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析这部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成就,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因此,在目的与任务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我国古代文学中,经常将“风骚”并称,用以指代《诗经》和《楚辞》。《诗经》中的“国风”和《楚辞》中的《离骚》,奠定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创作方法的基础,它对中国文学的创作与评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浪漫主义重在表现理想,现实主义则重在反映现实。所以我们研究《诗经》的思想性,要把“国风”和“二雅”中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作为重点。《诗经》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下面仅就其主要成就作一些概括的评说。

“十五国风”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流传于民间的口头创作。劳动者由于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对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有切身的感受,所以他们的歌谣,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同时也突出地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原望和要求。它是一种自我教育的工具,也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武器。“二雅”中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讽刺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诗歌,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反抗剥削与压迫

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劳动人民虽然终年辛勤,但过的却是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统治阶级不劳而获,但过的却是骄奢淫佚的享乐生活。这便构成了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这种剥削与压迫的不合理的现实,劳动人民当然要在自己的歌谣中表现他们强烈的仇恨和愤怒的反抗情绪。《豳风•七月》和《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就是当时劳动人民表达其反抗剥削与压迫情绪的代表作品。

《七月》,是一篇全面反映农民悲惨生活的叙事诗。全诗八章,按照农事生产的特点逐月写来,生动、具体而又细致,准确地勾画出一幅农民痛苦生活的真实画图。它以农民的“苦”为中心,通过衣、食、住三方面的对比描写,深刻地揭露了生活中的不平。农民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采桑、养蚕、纺织、染帛,为公子缝制漂亮的衣裳;还要打猎、造酒、凿冰、修房,去服各种劳役。终年辛苦,无时休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尽被统治者榨取而去,供其享用;而农民自己却无衣无褐,吃苦菜,住破房,在死亡线上苦熬岁月。诗中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强烈的反抗意识,但敢于大胆揭露这种社会现实中最大的不平,让事实说话,实际上就是对剥削与压迫制度罪恶的血泪控诉。

《伐檀》以伐木的场景“起兴”,写伐木者用力砍伐檀木,并把它辛苦地运送到岸边。这些砍伐来的檀木,是为统治者造车用的。农民们出力流汗,受尽辛劳,所造的车却没有他们坐的份儿,这是加重在自己身上的劳役,由此很自然地联想到其他的种种剥削与压迫,他们的愤怒与不平便一起涌上心头。看到眼前流淌的河水是那样的清澈欢快,而世道却是如此的污浊黑暗,他们再也遏制不住心头的怒火,要把这人间的不平加以无情的揭露和讽刺。诗中紧紧抓住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本质,从衣与食两方面用典型事例作对比,提出了有力的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真是理直气壮,意正词严。这个揭露,触及了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即生产者不是所有者,所有者不是生产者,所以意义十分重大。在提出有力的质问之后,还感到未能表达尽内心的愤怒与不平,于是又以辛辣的讽刺口吻作结说:“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意思是说:“那些贵族老爷们,可不白吃饭啊!”揭露的事实是不劳而获,偏说是不白吃饭,这是反话,正因为有了这机智幽默的反话,就更增强了辛辣讽刺的意味。全诗三章,反复咏唱,不仅点明制车的艰辛劳动过程,深化了诗的主题,而且由于句式的灵活多样,更增加了诗的韵味。

《硕鼠》,是一篇拟物诗,它通过巧妙的比喻,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民死活的本性,而且表达了劳动人民摆脱剥削压迫和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诗中把统治者比做肥大的老鼠,巧妙而恰当,形象地点出其贪而畏人的本质特点:“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说明劳动人民长期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剥削者养得又肥又大,而他们对农民的死活却一点也不肯顾念。劳动人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与压榨了,所以下定决心要离开这吃人的地方,去找寻那幸福生活的乐土。“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就是这种强烈愿望的直接表达。他们幻想,如果找到理想中的乐土,就可以过上没有剥削压迫的幸福生活。逃亡,不是积极的反抗,乐土,也只是幻想中的乌托邦,但由此却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决心和他们渴求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全诗三章,虽然句式整齐,中间每章只调换一两个用词,但却集中突出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觉醒意识和美好理想,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倾诉征戍徭役之苦

自从有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以来就有了战争。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或扩大疆域,往往不惜用发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战争不仅死伤人口,损耗资财,破坏生产,造成灾荒,还会给人们带来种种精神方面的痛苦与不幸。所以劳动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对于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人民不但不反对,而且是竭诚拥护,积极参加的。如反映宣王反抗犭严允入侵的《小雅•采薇》和秦襄公抵御西戎犯境的《秦风•无衣》,就充分表现了人民不怕牺牲,团结御侮的爱国思想。这也正是他们保卫和平精神的具体体现。与此相反,《诗经》中许多倾诉征戍徭役之苦的诗篇,则表达了人民反对非正义战争,渴望和平生活的强烈愿望。

《唐风•鸨羽》,全诗三章,沉痛地控诉没完没了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诗以“肃肃鸨羽,集于苞栩”起兴,用鸨鸟没有稳定的栖息之处,比喻人民服役在外不得休息的苦况。吃苦受累倒也罢了,而长期不能回家种田,年迈体弱的父母依靠谁人养活?这才是最放心不下的大事。“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概括而又集中地道出了服役者心中最大的痛苦与不安。对此无法摆脱的痛苦与不安的折磨,迫使他发出了“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的哀叹!这情急呼天的血泪控诉,读之真是催人泪下。

《卫风•伯兮》,是一篇写妻子怀念远方征人的诗。首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写心爱的英雄丈夫,手执长殳,为着国王去打先锋;二章: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写自从丈夫东征之后,便愁思萦绕,无心梳洗打扮;三章: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写一心思念丈夫,即使想得头痛也心甘情愿;四章: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写忧思郁结,病到心头无法化解。全诗用层进的手法,逐步深入地刻划了女主人公的心态,写得细致入微而深切感人。

《豳风•东山》,是一篇写征人还乡时在途中思念家乡的诗歌。全诗共四章。第一章写决定返乡时悲喜交集的心情和途中跋涉的辛苦。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虽然是叙事写景,但点明征人离家已久,首途返里时偏又下起蒙蒙细雨,为下面的抒怀描绘了特有的气氛。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写征人悲喜交集的心情。将要踏上归途,很自然地想到久别的家,想到久别未归的家不知成了什么样子时,不由得引起了心中的焦虑、不安和悲哀;当转念想到穿着便衣回家,重过和平团聚生活的愿望就要实现,心中又为之一喜,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这样就把征人当时那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深刻而又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以征人与野蚕作对比,衬托途中跋涉的辛苦。写思乡,已初步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第二章写征人在焦虑不安时想象家庭的破败情景: “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从大自然中捕捉了五种最能表现荒凉景象的典型事物,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具体形象地勾画出一幅想象中家庭破败荒凉的画图。想象使征人感到不安,不安使他更急于想看到久别的家,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便突出地表达了越是荒凉越牵挂的那种强烈的思想感情。这是想象的继续开展。第三章写妻子对征人的怀念,反衬征人思乡的情感。想到家,自然会想到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是从对面着笔。征人想,久盼自己回归的妻子,已得到鹳鸟传报的喜讯,于是打扫屋子,准备迎接亲人。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想象使征人感到家庭的温暖,温暖仿佛使自己回到了家中。收获回来的瓠瓜,依样放在栗薪之上,但这种情景,不见它已经三年了,这是想象的进一步扩大。第四章写想象新婚的美满和久别重逢的欢乐。 “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叙述在春光明媚,黄莺歌唱的季节,排场的迎送,繁多的礼节,使他们结成美满的姻缘。新婚是快乐幸福的,那久别重逢呢?这种心理,很不容易直写,所以诗的结尾用“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作了含蓄的表达,留下了充分的余地,让读者去回味。全诗紧紧抓住征人情感变化的主线,充分运用想象,展开集中突出的描写,逐步深入地表现了征人倾诉战争苦难与热爱和平团聚生活的强烈要求和美好愿望。

()揭露统治阶级暴政与丑行

统治阶级由于掌握生杀予夺的最高特权,又拥有剥削榨取而来的巨大财富,因此便专断独行,毫无忌惮。他们有的重用小人,残害忠良;有的颠倒是非,任意刑罚;有的役使臣民,无休无止;有的荒淫无道,寡廉鲜耻。他们的准则是一切都以自己专权与享乐的私欲为转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所不用其极。对于这种暴政与丑行,“二雅”与“国风”中有不少诗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讽刺。

《邶风•新台》,是揭露和讽刺卫宣公丑行的诗篇。卫宣公为他的儿子伋娶齐国的女子宣姜为妻,在迎娶新娘要经过的黄河边上建了一座华丽的新台。卫宣公见新娘很美,就把她中途拦截,做了自己的妻子。卫国人民很不满意这桩丑事,便编了这首诗歌加以讽刺。全诗三章。首章: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籧篨不鲜。”诗意是说:“新台辉煌耀眼明,河水漫漫浪翻腾。本想配个如意郎,偏嫁鸡胸丑老公。”二章:“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诗意是说:“新台高耸入云端,黄河波涌水连天。本想配个如意郎,偏嫁丑汉实在冤。”三章: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诗意是说:“撒网打鱼落了空,癞虾蟆儿钻当中。本想配个如意郎,偏嫁驼背丑老公。”全诗假借齐女的口吻,运用巧妙而形象的比喻,剥掉了统治者的面皮,让君的丑恶嘴脸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秦风•黄鸟》,是秦国人民挽“三良”的诗篇。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事《史记•秦本纪》也有记载,说秦穆公任好死后,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也在其中。所以这首诗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惨无人道殉葬制度的揭露与控诉。全诗三章,首章说:“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它以“黄鸟鸣声凄凉,栖息在酸枣树上”起兴,很自然地引出“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奄息殉葬”的本事。以黄鸟的止非其地,暗喻奄息的死非其所,巧妙而得体。接着写“子息德才皆高强,一人能把百人当,在他临近墓穴时,浑身颤栗心暗伤”。人民对敬爱的英杰进行热情的赞颂,并对其悲惨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惋惜与同情。最后说“满怀悲愤问上苍,谁害好人短命亡,如可以身赎他命,纵死百回愿抵偿”,以反问苍天与愿为其赎身作结,把控诉的矛头直接指向野蛮、凶残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是造成这人间悲剧的罪魁祸首。二、三两章中间只换了“桑”、“防”、“楚”、“御”四个关键词,并巧妙地嵌进“仲行”与“鍼虎”两人的名字,反复咏叹,感人至深。

此外,如“小雅”的《正月》与《北山》和“大雅”的《民劳》与《桑柔》等,也都是揭露统治阶级昏庸无道和社会黑暗与不平的较有代表性的优秀诗篇。

 ()反映爱情与婚姻问题

自由幸福的生活,除了没有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外,还必须有一个由志愿结合所组成的美满家庭。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包办婚姻制度的迫害和礼教规范的束缚,不仅使许多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相反的却给众多青年男女造成了痛苦和不幸,其中受迫害最深重的则是妇女。《诗经》中大量有关爱情与婚姻问题的诗篇,从各个不同角度,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有的写约会欢聚的快乐,有的写热恋相思的痛苦,有的写遭受迫害的悲愤,有的写无端被弃的怨恨。这悲、乐、苦、怨,是青年男女们追求幸福生活愿望的不同形式的具体表达。

《邶风•静女》,是写情人相约密会的诗篇。首章: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意是说:“姑娘温柔又漂亮,等我城门角楼上。暗地隐藏不露面,令我搔首又彷徨。”二章: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诗意是说:“姑娘温柔又漂亮,赠我红管透清香。此管闪闪放红光,由她送我非寻常。”三章:“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意是说:“红草送我情意长,美丽别致味芬芳。不是草儿多珍贵,为它来自好姑娘。”这诗首章先写男子以愉快的心情去赴约,但到了约会的地点,却不见心上人的踪影,急得他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接着两章具体写出会面的情景。姑娘要逗他玩,故意藏了起来。当看到他焦急不安的情景后,才出来会面,并把亲自采摘的管状红草作为礼物送给他。他高兴地赞美小草,并深情地讨好说,“不是这草儿有多美,因为它是美人送我的。”它虽是一首小诗,但却把情人密会的欢乐,写得十分生动而富有情趣。

《鄘风•柏舟》,是一首写要求婚姻自由,反抗礼教压迫的诗。诗中写道:“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诗意是说:“柏木小船漂荡,漂向河水中央。额前垂发分两旁,他是我的如意郎,死也不变此心肠。呼声天啊,叫声娘!不谅人家为那桩?”此诗以柏舟“起兴”,有暗喻心如柏舟之坚的意思。中间申说自己已有选好的如意君,至死也不会改变心意另嫁他人。最后埋怨母亲与苍天,为何不体谅自己的心愿。全诗两章,反复咏唱,把青年女子热烈追求婚姻自由与坚决反抗礼教压迫的反抗精神表现得如此集中而突出,它实际上是对不合理的父母包办婚姻制度的大胆揭露与控诉。封建卫道士们,歪曲此诗主题,把它说成是共姜自誓,守节不肯再嫁,其维护礼教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

《卫风•氓》,是女主人公自叙其被欺骗、被虐待、被遗弃的经过与内心悔恨与不平的诗篇。全诗六章,章各十句。是写弃妇不幸遭遇的名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第一章写求婚与订约。诗中说那个男子带着憨厚的笑脸,假借买丝向她来求

婚。他连媒人都未请好,就急于要结婚。她不肯立即答应,可是他的甜言蜜语,最后还是骗得了信任。于是在恋恋不舍地送他渡过淇水,直到顿丘时,她才委婉地说明不能立即答应的原因是“子无良媒”。希望他不要生气,最后并毅然地向他定下了“秋以为期”的承诺。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第二章写秋天结婚。秋天到了,她天天盼望他的到来,不见他时,伤心落泪;见到他来,便有说有笑。问他占卜的结果如何?他说卦体没有凶咎的言词。于是她才放心地让他赶了车子来,带着自己的嫁妆和财物到男家结了婚。

这两章通过具体细致的叙写,突出表现了女子的善良和天真,为与以后男子的背信弃义作对照设下了伏线。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第三章写失爱后的悔恨心情。以桑叶的嫩绿泽润比喻青春貌美;以斑鸠的贪食桑葚醉而伤性,比喻自陷情网的悔恨。她沉痛地告诫说:“年轻姑娘们啊,千万不要轻信男人和他缠。男人嘴甜心不专,说甩就甩把脸翻:女人如果找错人,想要摆脱难上难。”这由痛苦经历中得到的教训,揭示了在恋爱婚姻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社会本质。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第四章写无端被弃是由于男子的忘恩负义。仍以桑葚作比起兴,暗喻无端被弃。她满怀委屈地说,自从嫁到男家,几年来都过着穷苦生活,使自已失去了青春美貌,她对丈夫仍然忠贞不二,但丈夫却忘恩负义,将自己遗弃。当她乘着车再次渡淇水要返回娘家时,不堪回首的悲悔之情一起涌上心头。“我无差错赶出门,只为男人少德行。见异思迁没定准,背信弃义枉为人”,这表白与倾诉,道出了心中无限的悲愤。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第五章写在家时的辛劳与被弃后的困难处境。打从来到男家后,自己早起晚睡,日夜操劳,但换来的却是丈夫横暴的欺凌和冷酷的虐待。回到娘家后,兄弟们不但不谅解,反而嘲笑她私自许婚,以致上当受骗。她有苦无处诉,只能把泪水往自己肚子里咽。此情此景,真是令人心酸。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第六章总写被弃后的悲愤心情与斩断情结的决绝态度。“白头偕老”的理想破灭了,它现在带给自己的却只有满腔的怨恨。淇水再宽总有个岸,沼泽再阔也有个边。而男人的心肠变化无常,实在令人无法判断。回忆少年时在一起戏耍,两小无猜多么欢乐。初恋时山盟海誓言犹在耳,没想到竟然会全抛脑后。往事回忆涌起的悲愤与怨恨,使她变得坚强起来,于是下定决心,从此一刀两断,由自己去承担一切不幸与苦痛。“既然违背誓言你不顾,那就斩断情结一笔勾”。这痛定思痛的决绝成度,充分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勇敢与坚强。

全诗通过女主人公婚姻悲剧的具体描写与叙述,不仅深刻地揭露了男女不平等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且也有力地控诉了礼教吃人的罪恶。

 

三、《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包括许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不可能一一加以论述。下面仅就几个突出的成就作些简要的介绍和说明。

 ()现实主义精神

诗歌的创作,要抒情 、言志。这情与志,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大胆地揭露社会现实中的主要矛盾,突出地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这也就是说,优秀的诗歌,要能抒人民之情,言人民之志,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国风》中的诗歌,作者大都是劳动人民。他们对生活有深切的感受,所创作的诗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勇敢而大胆地揭露了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与统治阶级之间各方面的主要矛盾,突出地表达了他们的反抗争精神。这些出自心底的诗歌,揭示了阶级社会的本质,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因而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现实主义的基础,成为我国两千多年来文学遗产中的优良传统。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这是古人对《诗经》基本艺术表现手法的总结。赋,即“铺叙”,是通过客观事物的直接描绘与叙述以表达主观思想感情的一种方法。比,即“比喻”,是借客观景物作比况,使要说明的事理和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更具体形象。兴,即“起兴”或“发端”,是用眼前景物为比喻和象征,把它作为诗的开头,然后引出要歌咏的本事。这些艺术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写出了许多优美动人的诗歌。《氓》就是一篇综合运用它的成功之作。诗的结构是依照这一婚姻悲剧发展的过程安排的。它用铺叙的方法,具体叙述了女主人公从恋爱、结合到被弃的经过和结果。内容决定形式,这是“赋”的具体运用。诗中运用比的地方就更多。“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写出两种情感的具体表现;“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说明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表现两人德行的根本区别。用的都是对比。“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比喻男子的变化无常,用的是隐喻。从人物描写的角度看,竭力写女子的可敬可爱,反衬男子的可耻可憎,也是一种对比。“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以男子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作对照,揭示其丑恶嘴脸,也是一种对比。诗中也用了“兴”的手法。“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都是用人们熟悉的景物“起兴”,引出下文,又兼有比喻女子颜色盛衰的意义。这首写婚姻悲剧的名篇,就是这样综合运用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而表现其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思想的。

 ()精炼生动的语言

一切文学作品都要求语言精炼,它对诗歌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不能像小说、戏剧那样可以藉助生活的逻辑的发展去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而是需要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精炼而生动的语言去表达思想感情,反映丰富的生活内容。诗歌的语言,第一要精炼,就是要用最经济的语言,表现丰富的思想内涵;第二要生动,就是要用准确生动的词汇,形象地叙事抒情;第三要富于音乐性和节奏感,便于记忆和吟咏。劳动人民的语言最为丰富、生动,他们的歌谣在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地经过加工和提炼,所以表现在诗歌中的语言也极为精炼而又丰富多彩。据有人统计,《诗经》中仅表示手的不同动作的动词,就有采、掇、拔、折等五十多个。各种动词、形容词,也异常丰富。此外,双声叠韵连绵词的巧妙运用,对形声、状物与增强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也发挥了枳极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这是对《诗经》语言精炼、生动而又丰富特点的较为中肯的概括与说明。

 ()重章迭唱与和谐的音韵

重章迭唱的形式,也有人称它为复沓体。它是指由若干章()组成的一首诗,每章字句基本相同,只对应地更换少数关键性的词语,反复咏唱。运用这种回环咏唱的方法,可以加强抒情的效果,可以表示事物进展的程序,也可以逐步深化主题思想,同时也便于传诵和记忆。《诗经》民歌中这一篇章结构上的特点,形成了它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这种诗歌特有的结构形式,不仅后世的民歌和文人诗歌多有采用,就是今天,也有一些歌曲是用这种形式创作而成的。《诗经》中大部分诗歌,就具有显明的韵脚和有规律节奏组成和谐音韵这一特点。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不仅便于吟咏朗诵和记忆,而且对于理解诗歌的内容和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都有很大的帮助。《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四言诗,但也有突破这种定式的句法。如《伐檀》五、六、七、八言句式都有,《缁衣》中有一言句,《祈父》中有二言句,《君子于役》中有三言句即是。至于它的押韵方式,也有不同的变化。最常见的是隔句押韵,就是偶句用韵,奇句不用韵。此外还有句句押韵与奇句偶句交叉押韵等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王力所著《诗经韵读》已有专门介绍,可作参考。

总而言之,《诗经》的思想与艺术不仅为我国诗歌开创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艺术表现手法。因此,后代诗歌的发展和创新,都与这个光辉起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代的乐府民歌以及汉代以后的民间歌谣,直接继承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艺术表现手法,写出许多优秀的诗歌。历代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如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他们批判现实的精神,抨击黑暗政治与关心人民疾苦的优秀诗篇,从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到表现手法与语言技巧等方面,都与学习《诗经》继承其优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一些进步作家还把这个优良传统作为批判形式主义诗风的有力武器。由此可知,《诗经》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这些积极的影响,主要来自“国风”和“二雅”中的部分优秀诗歌。在肯定其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诗经》的消极影响。它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三颂”和“二雅”中一些贵族的祝颂诗,内容都是歌功颂德的。这些诗歌或宣扬天命思想,或美化文治武功,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御用文学。后世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和形式主义文学,如汉代堆砌词藻的大赋与后世一些专门歌功颂德的颂、赞、箴、铭,无不受其影响。我们对它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诗经》也流传到了国外。它在中世纪传入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十八世纪以后,英、法、德、俄等国也有《诗经》的译本或选译本相继出现。所以它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学者和诗人,不仅喜爱其诗歌,而且有的还有研究的专著出版。据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附录三《诗经》参考书目中的统计,国外研究《诗经》的有关著作就有日本龟井昱太郎的《毛诗考》,山本章夫的《诗经新注》,岡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和朝鲜申绰的《诗次诂》等二十余种。

由于《诗经》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因此,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使 其能为我国新诗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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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泽

 

参考书目:

1.《诗集传》20  (宋)朱熹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2.《读风偶识》4  (清)崔述撰  《崔东壁遗书》本

3.《诗经原始》18卷首2  (清)方玉润撰  中华书局1986年版

4.《诗经六论》  张西堂撰  商务印书馆19579月版

5.《诗经》  周满江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月版

6.《诗经韵读》  王力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2月版

7.《诗经选》  余冠英撰  重庆出版社19827月版

8.《诗经直解》  陈子展撰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0月版

9.《诗经今注》  高亨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8月版

10.《诗经译注》  程俊英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月版

11.《诗经选译》  余冠英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月版

12.《诗经词典》  向熹撰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7月版

13.《十三经辞典》(毛诗卷)  刘天泽、曾志华、司少华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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