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本意

[日期:2010-04-27   来源:  作者:   ]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被普遍认为是孔子鄙视妇女和体力劳动者的论据。连海外真心尊崇孔子者也觉得难予讳言,无可奈何地说:“孔夫子就这句话说错了”。 
    孔子是历史人物,虽然他站在人类的立场,从历史的高度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他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他说的话,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有些话即使在当时就明显的错了。比如:“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就不符合孔子思想的精神。曾子之徒写的《孝经》就作了修正:“曾子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谏诤》)东汉经学家赵歧在其《孟子章句》中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篓上》)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士,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转引自《十三经注疏》)这种背经合道的理解到荀子时就很系统很完整了。荀子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孔子斥责认为“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的子贡曰:“小人哉赐不识也”(《荀子·子道》)。看来,孔门嫡传,都悄悄但又积极地在修正孔老夫子的错误,而俗儒则恶性发展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秦汉以来又归结为一讳:为君讳,不仅讳君之过,而且讳臣之功:一切成就归功于天子圣明,一切过错皆臣民罪过。留毒至今,仍被视为伟大的政治家风度。“子为父隐”是孔子原本说错了,“君子儒”修正之,违经合道,继承和发展了孔了思想;而“小人儒”恶性发展之,从经反道,歪曲败坏了孔子思想。“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的命运更糟:孔子本来没说错,完全是后人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误解了。
    从文字看,这句话,按照逻辑分析,“唯”如果是副词,作“独、只、仅仅”讲,这是历来普遍的用法。杨伯俊先生的《论语译注》就是这样译的。意思是:只有“女子与小人”难养。但只有“女子与小人”难养,并非所有“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则这句话是特称而非全称的命题。“唯”字还可作句首的语气词用,这样,这句话的意思是“阿,女子和小人难养呀!”这虽不是一个陈述句,但明显地对事物有所断定,可视为全称命题。但从其含意分析,实则为特称命题。前句是论断,后句是论据:“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是“女人与小人”难养的理由和表现,也是孔子所言“女子与小人”的界说:并非所有的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只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难养。孔子所说的“女子”,并不等同于妇女,“女子”这些词,只是妇女中“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同样,“小人”也不是男人中的体力劳动者,而只是男人中的“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
    从以上分析可见,“女子”和“小人”都决非泛指所有的妇女和体力劳动者。可惜,中国古代重视逻辑的墨家和名家,秦汉以后就衰微了,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在秦汉以来逻辑思想不发达。近现代学过西方逻辑学的学者,在关键时侯竟也率由旧章,不求甚解,满足于以讹传讹,笼而统之地把鄙视妇女和劳动人民的罪名强加在孔子头上。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的孔子语录,多定言语句,是经验的总结,而非理性的逻辑的陈述,无推论过程,又省略了语言环境,把特定条件下的话一般化,被赋予普遍意义,结果后人望文生义,各取所需,或以己度人地加以解释、引用。比如,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子罕》和《卫灵公》重复出现。据《史记·孔子世家》载,这句话是在子见南子后说的。写的很生动,卫灵公的宠妾南子不以得见孔子为满足,还要公开炫耀,以抬高自己的身望。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从而可以断定这句话的语言环境。但“子见南子”其事却又记在《雍也》章。我推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很可能也是在这件事之后讲的。皆有所指:“女子”即南子,“小人”指好色的卫灵公,“难养”是针对二人讲的:都难以相处和教养。后人囿于“小人”是体力劳动者,当权者都是“君子”的旧章,不作如是想。当然,这也只是推测。
    以情理言,先说“小人”。 孔子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发现人——个体民的人格和价值(西方比孔子晚八十余年的苏格拉底首先发现人)。把匹夫匹妇的意志提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千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连社会地位最低下的马夫也当人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肯定、倡导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激起了“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子罕》)的孔子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为政》)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史记·孔子世家》)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
    正是基于这种新的价值观念,才生发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体系。仁的主要对象是平民百姓:“泛爱众”(《学而》)的“众”自然不分男女,都要“庶之,富之、教之”(《子路》),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同上),这从善如流的“四方之民”指的当然是体力劳动者。正因为发现“性相近”(《阳货》)的每个人的本质一样,人格平等,才能真心诚意地平等待一切人,特别是平等待普通百姓;既不神化当权者,更不会神化自己。所以“仁”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突破“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而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不仅“有教无类”(《卫灵公》),人人都有受教育权;而且“学而优则仕”(《子张》),人人有参政权,都可以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成就君子乃至圣人的人格。显然,“小人”不是体力劳动者,而主要是有旧“君子”身分而品质恶劣者。如孔子所耻所恶的“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公冶长》)者,“邦无道,富且贵焉”(《泰伯》), “佞者”(《先进》), “不成人之美而成人之恶者”(《颜渊》),“难事而易说”(《子路》者,“同而不和”(同上)者,“骄而不泰”(同上)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穷斯滥”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卫灵公》)者,等等,说的都是有君子名位而无君子德行者。如果承认《论语》篇章次序有内在联系,《阳货》篇列举了各种类型的“小人”,如“乡愿”、“道听而涂说”者,“鄙夫”、“巧言令色”者,“紫以夺朱”者、“利口以覆邦家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有勇而无义为乱”者、“称人之恶者”、“居下而讪上者”、“勇而无礼者”、“果敢而窒者”、“徼以为知者”、“不孙以为勇者”、“讦以为直者”之后,紧接着总结性地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更清楚:“小人”绝非一般的体力劳动者,而主要是有君子名位而为小人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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