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观》:探寻古老而又生机盎然的“诗意世界”

[日期:2012-02-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有兵    ]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传统文艺学、美学界,以及国际汉学界,大体表述为“诗性的”或“审美的”,而区别于西方逻辑理性之传统。但是这一文明之开创,以及其中具体脉络之展开,结构之形成,气质之显明等“细节”,却少有具体而微之阐述性著作。傅道彬教授的新著《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以下简称《诗可以观》),以朴实的理性视角,深入远古先民所创经典文献中,为我们打开了那个文质彬彬的诗意世界。

 

    作者首先强调了春秋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奠基意义:“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一般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时期的思想,其主要特点是改造殷商以至周代仍弥漫的巫术思维,而为人文理性之思想。从逻辑上看,这种改变须要摆脱对现实生活主观的神秘玄想,具备直面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能力。春秋时期的城邦,因为是从诸侯摆脱王室的束缚,自立而来,因而极具自强、自由之精神。其精神依归不再是遥远的“王”或“天帝”,而是城邦中现实的人,思想的焦点也不再围绕王权,而是理性独立,逐渐创发出关于城邦的学说。这种现实、理性、自由而又充满人文气息的精神气度,一方面收容了从周廷散落民间、因而具有怀疑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巫史文化,另一方面聚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文明成果。

 

    作者在此敏锐地指出,春秋时期的城邦与几乎同时的古希腊城邦,人际关系性质有所不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以契约式人际关系为纽带的古希腊城邦,孕育出了抽象逻辑的理性精神,柏拉图蔚为大成;以宗法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春秋城邦,孕育的乃是生活实践的理性精神(牟宗三先生称为“智的直觉”,李泽厚先生谓为“实用理性”),孔夫子蔚为大成。柏拉图贬低感性生活(实即“现象”或“象”),独尊那纯粹的“理型”,挑起了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诗与哲学之争”;春秋理性精神却开出了诗、史、思交响合奏的艺术化生活世界。同为城邦,其旨趣却迥异,也深刻的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阐释了成为中国传统人格理想的“君子”人格。那种内在仁和、外在仪容堂堂的君子人格风范,是在城邑以及城邑间交往中逐渐提炼出来的。贵族因其身份、地位以及文化涵养等,本就是乡野“小人”仰慕的对象,则其之人格风范,自然成为社会全体的理想标准,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心志、语言、仪容一体,文质彬彬的人格理想,恰恰是人格的诗化、生活方式的诗化,亦即人生之诗化。后来的儒家,主张通过观察气象,以判断人的道德境界,正是此之体现;这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观诗以察心志”命题的逻辑依据。

 

    这部著作论述春秋文学(广义“文学”),从“新文言”入手,显示出极为清醒的理论意识。相比于“佶屈聱牙”的旧体文言,“新文言”的特征是:“表现方法自由灵活,风格华美;善于修饰,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典雅蕴藉,语句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作者以先秦广义文学为依据,例举《国风》、《易·文言》以及辞、命、诰、赋等,生动地阐述了春秋诗文对日常生活、政治道德等的渗透影响,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语言对社会生活以及文学的奠基性意义。

 

    本书对“诗可以观”命题之论述也颇具创意。此命题出自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说法,是对诗之功能的一种理解。作者认为,“兴、观、群、怨”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其中“观”是其形式,也是基础。春秋礼乐融合的“礼乐社会”特点,具体表现为社会政治、宗教、祭祀、外交、教育等各个领域活动的诗意化。这形成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区隔森严的知识、道德、艺术领域,中国文化中却互渗融合;可以理解何以人物外在风雅仪容等在西方道德理念中微微不足道,在中国文化中则被视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样诗意化的社会氛围中,“观诗”才可能成为风尚,成为一种文学观念。

 

    傅先生此书另一大贡献是,突出了春秋赋诗观志活动中审美性特点。这是对长期流行见解的重要突破。作者首先指出,“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这一对“诗可以观”命题的流行见解,将“诗”理解为反映民情的“情况简报”,既不能解释《诗经》被奉为经典长期、广泛流传的永恒魅力,也不符合政治常识;倒是将“诗”理解为春秋贵族在国际、个人交往中讽诵“以喻其志”,“以微言相感”的表达材料,更接近事实。春秋士者交流,双方并不直斥是非,也不以逻辑论辩相往来,而是借诗“婉而成章”,含蓄、感性地表达观点;甚或诗、乐、舞一体,搭台表演,于载歌载舞中传递志意。观诗者由此也在审美性鉴赏中准确细微地体会(而非理性分析)到对方心志。双方相揖而视,默契于心。某章以“诗可以观”命题,正是准确、传神地道出了春秋诗意盎然的时代精神。

 

    西方文化,由于柏拉图的抽象化努力,以普遍永恒的“理型”(idea)统摄一切,感性化的“诗”因此不能见容于理想国家蓝图中。因而很长时间以来,“诗意”在西方文化中失落了,直至近来的尼采、海德格尔,才又重新发现了生活的“诗意”本质。中国幸有春秋这一风华篇章,为我们开创、奠基了诗意盎然的文化精神,佑护中华民族,使其虽然时有磨难,仍然绵绵不绝,繁衍至今。可惜近来其似乎也有脱落迹象。傅先生此作,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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