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陆宗达——摘自《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

[日期:2012-02-26   来源:  作者:中华读书报    ]

我的祖父陆宗达,字颖明,又字颖民,以学问文章名世,但他的性格气质和一生中许多曲折的经历却不大为人所知。

 

    祖父上中学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祖父第二天就参加了街头宣传,在护国寺演讲时被军警逮捕,那时他还不过是13岁的小孩子。祖父回忆当年讲演时的情形说:“那时也没有什么人来组织,自己上了大街,看哪家哪户的台阶高,站上去, 喊两句口号, 便有人围上来,然后讲几句民族危亡,大家要起来救国的话。”祖父被捕后, 被关进当时的北大三院,但当局不久就把他们这批“不更事的娃娃”释放了。祖父说,被关的那些日子,并没受什么罪,吃得也很好。看守他们的警察常和他们聊天,主要说,“小孩子家好好念书,国家的事有大人管,用不着你们掺和。”祖父他们就反过来做警察们的工作,还说:“不让我们掺和,我们就不掺和。可你们是大人,你们应该掺和呀!你们怎么不掺和还把我们给关起来了!”说得文化程度不高的警察们哑口无言。

 

    祖父和我闲谈往事时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不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政治上搞不成,才去弄学术。”细想,祖父这话虽然不能对所有读书人一以齐之,但确实很有道理。关于这一点,金克木先生在《学林漫路》第九辑的《记曾星笠(运乾)先生》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我国自戊戌变法以来,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知识界文人学者无不受其洗礼,若在其中不曾出头露面,也就难于为一般人注目。”金先生的话不仅一针见血,而且还使我明了了祖父的一句话,那就是我问祖父当年何以要介身政治,祖父坦言道:“为了自己的前途!”

 

    大约在1926年左右,祖父通过吴承仕(检斋)先生认识了黄季刚先生,祖父为他的学问和治学方法所折服,当即去他家拜师。一次,祖父午后3时去拜访,黄先生午睡尚未起来,祖父便在门廊下站立等候。谁想季刚先生一觉睡到将近6点。那时天色已昏,祖父仍未离去。季刚先生大为感动。从此,师生之间日渐亲密。1927年后,张作霖在北平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祖父的处境也很危险。季刚先生当时正应邀要去东北大学讲课,遂要祖父同往。于是,祖父和季刚先生同去了东北。第二年,即1928年又随季刚先生去南京,并两次去上海谒见章太炎先生,听其讲授古韵。

 

    也就是这一年(1928年),祖父从北大毕业,系主任马裕藻先生聘任祖父留校任教。当时祖父一边开设训诂学课,一边跟罗庸先生讲汉魏诗,并兼任国学门研究所的编辑。在这期间,祖父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接替戴明杨先生编写《一切经音义》的索引;一件是整理王念孙《韵谱》与《合韵谱》遗稿。祖父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王念孙晚年分周秦古韵为22部,于是撰写了《王石臞先生韵谱合韵谱遗稿跋》和《王石臞先生韵谱合韵谱遗稿后记》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当时古音韵研究者的重视,并被语言学界所接受。这部整理稿,罗常培先生本要印出,后因抗日战争的爆发,便搁下了,至今整理稿还留在北大善本室。

 

    祖父留校后,一直教预科。这期间,系主任马裕藻曾准备官费送祖父去日本留学。但家里不同意,主要是我的曾祖母,怕祖父去日本后冷了热了没人照顾。正赶上这时系主任换了胡适,此事也就作罢了。胡适做主任时,祖父作主任办公室的秘书。那时事多人简,除去教书,一应行政事务,都由主任和秘书二人承担。国文系在编职工,从主任胡适到祖父,一共七个人。教师都是聘任。祖父说,胡适为人很平和。并举例说,有次胡适告诉他第二天有外国人来参观,嘱祖父作些准备。祖父倒是做了些准备,但第二天因为去瞧一部新出的外国电影,把这事忘了。房门钥匙带在自己身上,胡适和客人们谁也进不去。后来祖父见了胡适解释这事,胡适也只一笑置之。

 

    1931年起,祖父先后被聘任为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冯庸大学(“九一八”后冯庸大学遣往关外)、女子文理学院和民国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抗战以后,北大南迁,祖父未能同去。他不愿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教书,于是到了辅仁大学。关于祖父在辅仁的情况,当时的《华光》杂志第一卷第四期有一篇题为“介绍辅仁的国文系”的文章,文中写到“陆颖明中国大学教授兼本系讲师,所担任的科目是,声韵学史,文字学纲要,古韵源流,《尔雅》、《方言》等等。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声韵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文字训诂的专家,尤其先生的循循善诱和随随便便的态度,是最受着同学们的拥戴。”

 

    在这期间,祖父还曾遇到一件“悬事”。那是某日他坐在三轮车里看一本宣传抗战的刊物,忽听车帘外边日本宪兵喊站住,祖父知道是突击检查。他急中生智,掀开座位底,把刊物塞了进去。祖父说,日本宪兵不懂三轮车的构造,不知座位下边是空的,平时放三轮车工人的修车工具和杂物,于是过了这一关。

 

    胜利后,祖父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由于他喜欢结友,社会交际面很广,各界以及国民党中都有许多同学、朋友、学生,地下党希望祖父能借此做些工作。不久,祖父在请示了地下党后出任中国大学训导长,暗中保护进步学生。这期间,国民党要人张慕陶来北平视察,到家探望祖父,还想由他出资、祖父出面办一家文物店,祖父不想干。不久,祖父一个在北平警备司令部任职的学生请祖父去警备司令陈继承家里教他儿子读书,地下党要祖父答应下来。据祖父讲,陈继承的儿子不爱读书、爱开汽车,时常开着挂有“警备”标志的汽车带他满城闲逛,因为这样的汽车军警不盘查,祖父便乘机给地下党传递情报。

 

    祖父谈到一些和他有过接触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他说:“这里顶有意思的是孔祥熙。我当中国大学训导长时,他好像是中大挂名的校董。有时到了北平,来中大看看,我和他接触过几次。有一回他跟我说,“兄弟其实也信仰社会主义,因为人人都要过上好的生活嘛······”后来他见我老盯着他右手瞧,把右手藏到桌子下头了。接着他又大谈什么中国目前还不适合社会主义,我也没听。我心想你还能信仰社会主义”。我问:“您为什么盯着人家的手?”祖父说:“他手上有一枚金戒指,好大个了,我没见过那么大的”。我一听,直笑。祖父说:“你别笑,我是有意的。你想,他为什么一发现我盯着他的戒指就不好意思?因为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一月的工资发下来也就够买两块点心。所以工资一到手,就赶快发动全家人上街把钱换成日用品。老百姓都穷成这个样,你掌管财政,戴那么大个金戒指,当然得把手藏起来了。”

 

    北平解放前夕,在城工部的安排下,祖父化装成商人同祖母和我的五姑到石家庄去,准备参加华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本来祖父有一个在临近解放区的县里任县长的学生,这个学生答应保护祖父过境。没想到临时变卦,说风声太紧,不敢保证安全。于是祖父又想从静海县过去,来到县城后,一天正在街上走,忽然一个人迎面而来,祖父望了一眼心里便知道坏了。这个人也不说话,跟在祖父身后,一直跟到客栈,一瞧四周没人,声音压得低低地说:“老师,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我劝您一句,赶快打道回府。前两天一个浙江大学的教授,也是化了装要从这儿过那边儿去,被认出来,当时就活埋了。您是我的老师,我不能不先提醒您。”说完这个人赶快走了。原来这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特务学生,祖父教过他。祖父终未成行,只好回到城里。这时一些国民党指派的学生几次拿着飞机票,邀祖父南下,祖父都拒绝了。没过几天,北平和平解放。那年,他44岁。

 

    祖父是个性格浪漫,喜欢生活的人。他通晓昆曲,会吹笛子,并曾粉墨登场,又爱访名胜古迹,游山玩水。他结交极广,所交之人四面八方,三教九流。除了语言文学界的师友以及其他学界的教授,还有社会各层次的人物。比如梨园界即有戏曲评论家齐如山、京剧演员马连良等人。祖父的一生中与他来往最为密切的,是赵元方先生(银行家、藏书家,清朝大学士、军机大臣荣庆之后)、朱家济(书法家、文物鉴定家、故宫博物馆研究员朱家溍先生之兄)、马巽伯(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先生之子)、汪孟涵(北京四大名医汪逢春之子)以及牟润荪等人。

 

    《汉语大辞典》主编、著名学者罗竹风先生曾回忆道:“我在北大听陆先生讲课时,陆先生不过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儿,留中分头,外边一件长衫,里边雪白的衬衣,两个白袖口翻在外边儿。进教室时,一手夹皮包,一手夹一支纸烟,上了讲台,开口便讲,非常潇洒,真是翩翩少年。”祖父也曾跟我说过,他年轻时,一逢下雪,便去公园,泡一壶茶,拿一本书,边看边玩雪景。他又爱看外国电影,那时电影都是无声片,他最爱看的是卓别林的片子。

 

    祖父的交际之广,可以从他的学生处得到佐证。有位学生现居美国,已有七十多岁,前两年回国来,特意来我家探望。他说,你祖父不仅教给我知识,还帮助了我的生活。我问原因,他说40年代末,他惶急无路去了香港,一天到香港某一学院谋职,无意中说起他曾是我祖父的入室弟子。主持人一听,说,你若真是陆颖明先生弟子,我们可以安排。于是他得到了这家学院的聘书。若干年后去美国,人生地疏的他也是因为提到和祖父的师徒关系,一前国民党高官听后说,我和颖明先生可十分熟悉,可曾知道他的消息吗?于是他们谈得很好,此人借了他一大笔钱,让他从房产上入手,慢慢有了积蓄,全家的生活不仅得到保障,而且日益富足。

 

    祖父终其一生,对穿、用、住皆不大讲究,连睡了三十多年的一张双人铁床还是从委托行买来的长不够长、宽不够宽的处理品。但对于吃,则绝对奉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原则,精益求精。他说自己从季刚先生那里学两个本领,一个是学问,一个是吃。前者是用苦功换来,后者自身即其乐无穷。祖父说,季刚先生一顿饭要吃四五个钟头,大小馆子,处处吃遍,一边喝酒吃菜,一边传道授业,常至夜阑方散。所以祖父一边问学,一边学吃,终于把这二者的精髓都学到了手,在美食上,也成为大家。北京一般老字号的饭馆都知道他,有时陪他去饭馆,一些老厨师、老经理见了他,都紧忙着过来打招呼,岁数大技艺高的老师傅们亲自下厨做菜,招待得殷勤备至。

 

    好吃是好吃,祖父却遵循“君子远庖厨”的古训,从不下厨。正如媬姆的印象,他虽不会做菜,可特会说。几道他平素喜吃的家常菜,都是说给我祖母如何做,如熘黄菜、烩酸菠菜、山药蒸肉丸、爆羊肉、油淋鸡等等。佐料、原料都极普遍,可做出来的味儿极不普通,其中要诀多多,十分独到。

 

    我家院子大,种了不少花草,这些花草也成为家庭烹饪的原料。记得那时东墙下有一架生长数十年、高与墙齐、枝繁叶茂的葡萄,架下有石桌和凉墩。北窗外种了一棵芭蕉,枝肥叶厚,黄绿相间。南窗前则有一架金银花,每至夏秋,香气袭人。而葡萄架下种有两大缸荷花。荷花年年开放,荷叶大而肥硕,绿如绒毯。家人常去池中采下荷叶做荷叶肉、荷叶粥,喝粥时,必要佐以天源酱菜园的酱菜。酱菜要买两种,一是酱疙瘩,一是酱缸咙。酱疙瘩取其面,酱缸咙取其脆,二物刚柔相济,喝粥最好。祖母又常叫我去采摘金银花,做双花粥,掐芭蕉树的叶子,放在蒸锅里当屉布用。祖父则让我摘下葡萄泡酒,采下茉莉花泡茶。回想当年每逢春夏之傍晚,全家人于葡萄架下围桌而坐,喝几杯自酿的葡萄酒,吃两块荷叶肉,盛一碗荷叶粥,环顾四周,清荫覆地,蜂鸣蝶舞,荷花于夕照中显出略显慵懒的娇艳,晚风裹着茉莉的芬芳袭人面庞,可谓东风沉醉的晚上。又如黄昏细雨中,坐于北房廊下藤椅上,喝一些双花粥,饮两杯茉莉茶,望檐上双燕归来,听院中雨打芭蕉,嗅着昏暗中暗暗送来的带着雨水清凉气息的花香,顿觉暑热消退,透体生凉。

 

    提起祖父的嗜好,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喝酒与抽烟。祖父曾对我说,年轻时在北大与人打赌,白酒一次喝了二斤多,喝完头重脚轻,借京戏“醉打山门”里的一句是“醉醺醺把青山乱踏”。与他打赌的朋友也不比他清醒,两个人在街上争着要把对方送到家,争了有半个钟头,终于得出结论——各走各的。祖父坐上洋车只说了一声拉到哪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说来也奇怪,车到了家,他就醒了,叫开门,只说了句:“给车钱!”然后一个掉毛跟斗翻到门里,躺在地上就睡着了。绍兴黄酒他一顿能喝24小杯,德国黑啤酒讲究一口气喝一瓶,他每次至少喝一打。据祖父的学生说,当时有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外交官,因为常年驻外,本人又好酒,所以练出了好酒量。回国后说,听说有一位陆宗达先生酒量很大,我得和他比试比试。于是把我祖父约去,俩人比了两天,不分上下,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喝酒,不同人也有不同喝法。启功先生有次回忆说:“当年我和你爷爷都在辅仁大学教书,我们这些个同事常在一起聚餐。聚餐时,酒上来了,菜也上来了,大家可并不急着先吃喝。把酒倒好,大家举着杯子,听你爷爷讲一个字。比如今儿这菜里有一道鱼,就请你爷爷讲《说文》里这个’鱼’字怎么来怎么去。讲完了,大家才把这酒一饮而尽。”

 

    从祖父的嗜好想到他的生活,从他的生活想到“文革”,我又想起我的祖母。我感觉男人们虽然大多有信仰有理想,但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有时反应不如妇女勇敢和沉着。她们在危急时刻敢作敢为,有主意,是因为妇女们有一种本能,这就是全力保护自己的家庭。比如“文革”初起,红卫兵四处抄家打人,人们一日三惊。祖父有些怕,祖母却相对泰然。我现在回头想,能明白祖母的心思,该来的就得来,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走,大不了就是个死呗。那时祖父不敢出面,祖母带着我,拿煤篓子装着象牙麻将、金银首饰,我拎着龙泉宝剑,交到派出所。回到家,祖母照样想吃什么,做什么。

 

    祖父极富有同情心。他曾说起,他小时附学的杨家家馆,请的是位姓王的老师。王老师性情耿直,不趋时,不媚俗,也因此显得有些古板,后来果因督责太严而被杨家解聘。王先生妻子早逝,留有一女,只十来岁,因患小儿麻痹症不能行路,终日在炕上游戏。王老师被辞后,找不到事做。某日祖父见他站在某街口要饭,祖父非常难过。回家便与我曾祖商量,准备请王老师到我家的药铺做帐房先生。当时铺子里已有帐房先生,但曾祖为勉励祖父行善,还是同意为王老师在铺子安排一个位置。祖父第二天便兴冲冲地到昨日的路口去找王老师,但不在。祖父等了半日,仍不见来,便去他家,邻居们说早已搬走。祖父慌了神,一个劲在附近大街小巷到处乱找,直到天黑仍未见,只好作罢。第二天又去,仍然不见。祖父给我将这故事时,已年近八十,但仍非常动情,恍如昨日之事,而那时他只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他至今仍然对没能及时救助王老师和他那患有残疾的女儿,抱着深深的遗憾。

 

    我家不远住着一位断了一条腿的老人,靠糊纸盒为生。祖父每次外出从他家门前走过,总要向他打招呼,问候两句。后来祖父告我,这是当年给他拉洋车的车夫,某次捡废炮弹时被炸断了一条腿。祖父去世后,有一次我偶然经过这位老人门口,老人看见我,非让我进他家,问我现在在哪儿,并要我以后常去他那儿。这人虽去而情犹在的温暖,使我异常感动,且永驻心中。

 

    祖父是个性情浪漫兴趣广泛的人。少年时爱好各种运动,青少年时又喜游玩。他的好友赵元方先生曾在一篇为祖父作的寿文中回忆道:“陆子······耽书习静,寄居什刹海萧寺。讲读之暇,时命俦侣,擫笛而歌,予亦从焉。冬夜歌阙,连臂履冰,月色如银,空池相照,虞卿(书法家朱家济)引吭长啸,声彻碧霄。古寺寒林,亦生回响,少年意气,颇谓无俦。······”祖父当时正在北大当助教,寄居什刹海某寺,为的离学校近,从文中可知,若逢明月清风夜良辰美景时,祖父和他的朋友们是绝不辜负的。祖父善吹笛、箫。笛声嘹亮,高亢悠扬;箫声低咽,甚至有些悲凉,然而深沉幽远,更达妙境。

 

    我幼年时,祖父常靠在院中的躺椅上给我讲《聊斋》里的故事。那时,葡萄架处已改种了一片竹子,躺椅就放在竹下,取其清幽。时当晚春,夕阳金光灿烂,杏花满树开放。晚风吹拂,竹叶飒然有声。在这样的环境里,听着祖父绘声绘色的言语,我似乎离那些故事中人物更近、觉得他们更亲切了。流年似水,而今,又是春深,景色依旧,物是人非。夕阳黯黯,庭院深深,晚风吹过,杏花如雨,一种黄昏时的寂寞浸透身心,令人悲伤。

 

    记得祖父还教我练过棍棒,为了显示他身体还柔软,他双手举棒过头,两手同时向后一翻,棒子就横到了背后。我那时虽才十一二岁,却怎么也无法将两手同时翻到背后。他还告诉我,武松打虎用的就是这种哨棒。

 

    祖父虽然性格浪漫,情感丰富,但他做学问相当艰苦,肯下“死功夫”。他与我聊天时曾说:“谁愿意做学问啊,做学问多苦,整天连吃带玩多好。”但他又说我这门学问(指训诂学),看似枯燥无味,整天就来回摆弄那几个字儿。而你要是入进去了,用这个字串那个字,用那个字串这个字,跟用绳串蚂蚱似的,那就有意思了。“祖父又说:“我这门学问最养人了,要慢功儿,磨性子,拿这个养病最好。”祖父谈体会时,说:“打基础是先过了古音韵这关。我当年就是靠死记硬背过来的,其实也就用半年。不过那半年可真苦,过来以后,一辈子受益。”记得祖父病重时,有一次我去朱家溍先生家取书,遇到朱先生的三哥,谈起来他笑着回首当年,说:“原来我也一直作学术研究,后来觉得不行,生活太苦,就改行干了别的。你祖父曾指着我说:‘太可惜了。你是不能安贫乐道。’”

 

    祖父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已有定评,但他的写作状况外人却知之不多。不论春夏秋冬,他每日总是四五点钟起床,随即刷牙、泡茶,然后一边抽烟喝茶,一边看书写作。至七时家人起后,再开始洗脸、吃早饭。八点开始写作,十一时左右吃午饭。饭后,抽一支烟然后睡午觉,睡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两点开始写作至下午六点吃晚饭。饭后约看一小时左右电视即上床休息。

 

    1982年八九月间起,祖父用一年半时间写成了《说文同源字新证》,此书共计45万余字,从《说文》的头一个字写到末一个字,书中凝聚了祖父数十年研究《说文》的心得,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祖父除接待客人或外出参加非参加不可的社会活动和会议外,整天坐在椅子里,埋头写作,不到吃饭睡觉绝不休息。有时甚至打破他多年的饭后即睡的习惯,饭后仍然要写作一段时间。我曾想让他换换脑筋,轻松两天。祖父却说:“一下笔就由不得自己,构思不能打乱,一打乱再恢复就难了。”遗憾的是由于学术书籍的出版难,此书至今仍未能问世。

 

    祖父备课也非常认真。他曾对我说:“我只要讲课,不管多熟的课,也要备。”我曾见过他几十年前的备课本,那上面连上台后准备说的第一句话都写得清清楚楚,给我印象深的一句是:“同学们,咱们先讲讲为什么要学习古汉语……”每逢第二天有课时,他头天晚上准睡不踏实,第二天早早起来,把课再备上一遍,等着天亮。他不仅自己备课认真,而且要求学生们上课前先也要熟悉课文。祖父每当谈到学术和教学方法,总要归功于季刚先生,常常情不自禁地吟颂道:“一饮一啄,莫非师恩。”记得我陪他到西草厂理发时,途经椿树二条。祖父在这条胡同口站住,伸头朝巷子里望。我问他看什么。他停了一会儿,才从深深的回忆中转过头,:“季刚先生当年来北平,在这里住过,就住在那个大门里。”他说着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一所院落。

 

    光阴似箭,祖父下世至今已近二十载。几年前,有老街坊告诉我,我们原来住的平房整片儿拆迁,问我是不是还想回去看看。于是,我回了趟旧居。老屋的院墙已被拆除,北房、南房的墙壁也已拆掉,但顶子和房架还在。院中到处是残砖断瓦,青石路已不复可辨,花草皆无,唯独东山墙下祖母种下的老杏树旧貌如故,杏花依然盛开怒放,摇曳着高远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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