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七十年师生琐碎情——纪念启功老师百年冥诞

[日期:2012-03-25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 来新夏    ]

1942年秋,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得到当时齐聚辅仁大学的多位名师的教诲,如陈垣、余嘉锡、张星烺、朱师辙等。他们大多是高年硕德,为我所仰止;但因年龄的代沟阻隔,只维持一种敬而不亲的师生关系。独有一位正在壮年的老师启功与学生融洽无间,他仅比我大11岁,又很幽默,平易近人。他教大一国文,尚是讲师职称;但他的书画造诣与成就,已是名满故都。有一批年轻人围绕在他左右,每周日总有不少年轻人在他家聚集,绝大多数是来请教画法、画技的。一个偶然机会,我与他相识,他也像待其他年轻人一样,命我周日可到他在黑芝麻胡同的家去做客聊天。启先生善谈,说古道今,有时兴至谈到午时,启先生就留饭,饭后继续谈。我初去启府,怕打扰过甚,常是隔周去一次,有时提前辞去,不常蹭饭。后来走熟了,就每周去启府,经常蹭饭。

 

    我去启先生家渐多,对启先生的家人也逐渐熟悉。启先生的家庭很简单,上有寡母和姑母。她们历尽艰辛,抚养启先生成长。启母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对青年学生颇多关注,她不辞烦琐地随时为学生们缝连补绽。姑母因未嫁丧夫,终身陪伴寡嫂,性格豪爽直率,像个壮汉子,家人和我们都亲昵地叫她“虎二爷”。她见到我们举止失当时都当面指斥改正,有时甚至骂两句轻量级的话。我棉袍罩有三个多月未洗,大襟上有饭嘎巴和一些污渍,大概让她老人家看不过,就大骂我“懒虫”,愣从我身上扒下来,为我洗熨晾干让我穿上走。我情不自禁地向老人鞠了一躬,眼里滚动着泪珠,老人拍拍我肩膀说:“注意点卫生!”启师母是一位时带微笑而不多说道的温顺女子。启先生与学生们交谈时,师母从不插话。启先生没有子女,一家四口过着恬静和谐令人羡慕的日子。每逢周日,总要多开一桌饭,而且都是美食。启老太太总说学生们吃食堂,油水少,该调剂调剂生活,让我们尽量饱餐。十几口人的饭,统由师母一人承担,两位老人从旁协助,让这帮年轻人得到家的温暖。饭食都很好,饺子、面条、米饭,交替供应。有一次,启先生十分高兴地宣布说,大家都别走,今天吃煮饽饽。我以为饽饽就是窝窝头,今天可能吃不到美食,不知启先生为什么如此高兴。等到上饭桌,却是几大盘三鲜饺子,原来“饽饽”在满洲话中就是饺子。旧式结婚,夫妇在洞房中吃子孙饽饽就是吃饺子,吃时房外有童子问:“生不生?”明明是煮熟的饺子新郎必须按事先的排演,连声说:“生……生!”以示多子多孙的吉兆。

 

    启先生周围的年轻人,多是向启先生学画的,有求画稿的,有请改画的,启先生逐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并借此讲些画理、画技以及文史界的掌故轶闻。我虽不学画,但亦侧坐旁听,丰富了见闻。渐渐我对书画也兴趣日增,但自知资质不够,未敢贸然陈请。直到升入大二的某一天,我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鼓足勇气向启先生提出学画的要求。启先生当即毫不迟疑地同意收我为弟子,并从抽屉里拿出几张元书纸,画些枯枝、山峦和简单的皴法,让我回去练习。并嘱我每天摹写《黄庭经》和《乐毅论》小楷各一页。启先生作画时,潇洒自如;而我临摹时,愈画愈不象,手亦不听指挥。经过两周,始略见近似。启先生看过我的习作后,又动笔改了几处,使我原来的丑陋画面稍见生气。光一些枯枝与山头,我就画了三个多月。虽然画稿的内容有所丰富,我的习作也有些进步,但我一直不满意自己的进度,甚至有些厌烦,画不下去了。后来我曾按启先生的扇面样本,摹写过两个扇面,虽勉强成画,但连自己都不满意,启先生看后,用笔略加点染改动,才大致像个初学者的习作。我的这两件习作,在1944年天津“启功个人画展”上夹带进去,居然被不识货者因有“启功补笔”字样而购去,我得到足够两个月饭钱的报酬,当时非常喜悦。直到晚年,我愈想愈后悔当初卖掉两个扇面的蠢事,否则留存至今,当是多么珍贵的纪念品啊!我学画一年多,虽然增长了一些画学知识,但画技一直进展不大,自己对成功信心不足,也担心消耗启先生的精力。终于有一天,我提出不再学画的要求,启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缺乏信心,只是不好中断,现在既然我提出要求,启先生略一沉吟,没有任何责怪言语,就微笑着答应了。这次辍画行为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虽然难以成为名家,但如掌握一定的画法,亦可作为陶冶身心的渠道,不负启先生当年教诲之劳。我虽辍画,但启先生和二位老人依然热情呵护我,我也照常每月去一二次向启先生请教文史知识。直到1946年我大学毕业由京返津止。

 

    1949年全国解放,我进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培训,不久留该校历史研究室工作,还能不时去启府串门。1951年,我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两地分隔,事务繁忙,只能在有事去京时,顺路去探望一下。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有点假期,不是学习,就是政治运动,人际交往自然日少。虽然经历过一次政治大变动和历年的政治运动,但启先生依然保持原有的幽默豁达性格,对人直率坦诚,随意谈笑。启先生又不善周旋于人事漩涡,竟然误蹈陷阱,在1957年被戴上“派属右”的帽子,蜷居于西直门里小乘巷陋室,深居简出,潜研学术,但与故人却交往如旧。我每到北京,总留出到启府的时间,而启先生每见必邀我到附近餐厅饱餐一顿,笑谈往事而不涉当代是非。1960年我因接受政治审查而被挂起来内控,个人行动有某些不便,又不想写信以免被小人见缝插针,因此与启先生的来往几乎近于断绝。“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不待言。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恢复正常,师生间又开始比前更亲密的交往。1978年,当启先生获知我落实政策被启用后,不时在见面和通信中说“王宝钏寒窑十八年,终有今天”(见《启功书信集》),既贺且慰,令人感动。我暗自一算,从1960年通知接受政治审查,到1978年落实政策,整整十八年。足见启先生关注之细,用情之深。

 

    启先生对自己的遭遇亦持一种淡然的态度,启功韵语中的许多语词就是明证。也许我能遇事不惊,也是在启府几年间的熏陶所致。我感谢老师和他的两位老人平和处世的身教。启先生由于少年孤露中年坎坷,对富贵利禄早就视如敝屣。他是民国元年生人,自称姓启,从未以清室贵胄自炫。启是清宗室的谱序溥毓恒启的最后一个字,启功是名字,如果他能在启功名字上冠以爱新觉罗字样,据说可能被安排在相当高的位置。他早年诗书画皆有极高的造诣,但从50年代后他以书法名,很少画作。我曾问过启先生左右的人,据说启先生有求必应,字比较简单,画太费时间,所以回应书法多。但据我所知,启先生也有拒写的时候,有某权贵以现金来买字被拒,有无聊之人屡次求字,被启先生写信拒绝。他曾给我讲过有人设宴,请他吃饭,旁边准备笔墨纸张,请启先生当场挥毫,启先生对经办人说,你准备饭我吃你准备纸笔我写你要准备棺材我就得躺?满座哄堂,经办人赧颜而退,终席未写一字。

 

    今年是启先生的百年冥诞,有过七十年师生情的我在思念中想写点纪念文字,大面上的事已经有不少人写过,因就记忆所得写些琐碎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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