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儒墨之争给儒学带来了什么

[日期:2012-03-3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孔德立    ]

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又是在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儒家以修身为前提,以礼仪训练与文化教养为己任。但在战国时期,世袭宗法贵族的统治地位已被军功新贵族取代。新的统治者忙于富国强兵事务,对儒家倡导的礼文化毫无兴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期待早日过上安宁的生活。墨子作为一名普通的下层手工业者,对民众的疾苦与诉求了如指掌。他认为,儒家宣扬的礼文化很可能成为贵族的帮凶,无益于百姓民生。墨子认为儒家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遂展开了对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说。“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如果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那么,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与“仁”相比,“义”是针对非本血缘宗族之人的关爱。墨家推行“兼爱”,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践行天下大义。只有打破狭隘的宗法观念与本位主义,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君主行义,惠及民生;百姓行义,兼爱交利;天下之人行义,社会和谐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关爱百姓,就选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选拔贤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众,就辜负天意,丧失天职,不仅会遭到鬼神的惩罚,还会失去百姓的拥护。天与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议天下百姓都要庄重地祭祀天鬼,回报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学说打破了天子祭天的专利,在人神关系中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灵信仰与利益诉求。如果说,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张则彰显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众的社会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运动,声势浩大,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评儒学贵族气质的前提下,推动了“祭天祀鬼”、“勤俭节约”、“互爱互助”等简易实用的平民文化的发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为“显学”的根源正在于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战国时期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是孔子、曾子、子思这一系早期儒家谱系的传人。孟子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对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浩然之气”,毅然起而“辟墨”。

 

    “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亦为儒家所赞同。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体验由血缘关系决定,而绝不可能来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论方式获得。但墨家既承认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之爱,又认为这种爱可以用语言与推论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传统说法认为,孟子辱骂墨子为“禽兽”,遂以为孟子与墨子的学说是对立的。但如果把墨学置于孔孟之间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在捍卫儒家仁学核心价值的同时,亦悄然对墨学进行了吸收。性善论与仁政学说是孟子对儒学的新贡献,但如果我们只注重孟子对儒学的传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学对孟子的影响。简帛《五行》篇出土后,我们从子思五行说中发现了性善论的直接来源。但是,子思与孟子对“仁、义、礼、智”的论述尚有一定距离。子思的仁、义、礼、智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内心之德,德行并重。而孟子已经把仁、义、礼、智完全转化为内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并没有把人性与善画等号,而孟子直接说人无仁义礼智则“非人”。可见,善性已经成为做人的必然条件。那么,孟子性善论的至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考虑到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不难发现,墨子对“天”与“善”的论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书中“天民”一词出现2次,《孟子》书中出现了3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词却不见于其他早期儒墨两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与民连接以来,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爱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仪》),扶危救困、爱人利人之人,获得天佑而得福。墨子虽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爱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为前提。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中》)的主张,从“农与工肆”选拔官吏的提议,均是墨子提升民众地位的举措。经过墨家的宣传及实践,墨子的这些主张已经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在风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孟子·离娄上》)的论述,既坚持了儒家仁爱的核心价值观,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义”的影响。墨子“非乐”,孟子则劝导统治者“与民同乐”,把墨子认为贵族专享的乐舞文化转化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

 

    经过孟子对墨学的排拒、吸收与融合,儒学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贵族式的内圣修身之学,而是发展成为兼济平民的外王之学。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坚守仁学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学之“义”,走出了一条主体性传承与包容性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ZXC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1JBM30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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