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于子夏氏之儒新论——兼谈孟氏之儒与孔门弟子的区别

[日期:2012-05-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高培华(河南省教科所)   ]

钱穆讲“法原(源)于儒”(《先秦诸子系年·自序》),郭沫若说“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循此思路深入研究还可以发现:前期法家渊源于政事之儒。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四科。孔子殁后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李贤注《后汉书·徐防传》引《史记》佚文),其门下弟子显然也有若干科类。如今知名字的有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即李悝)、曾申、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谷梁赤、禽滑厘、子伯先等。按照孔门四科分类,则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吴起为政事弟子;田子方、段干木属于“德行”;曾申、公羊高、谷梁赤属于“文学”,或曰传经弟子;禽滑厘转入墨家,子伯先资料绝少,已经难辨科类。孔子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由礼制到法制是“内圣外王”符合逻辑的演进。这一演进轨迹,在孔门政事弟子甚至孔子本人已经初露端倪,到子夏门下政事弟子才正式完成。

 

    子夏的政事弟子名气最大。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开变法图强之先河;李悝著《法经》,是名副其实的法家鼻祖;吴起是兵家而兼具法家色彩。故以往学界多认为: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只为博得“尊贤”名声,并未接受儒家思想;魏成子、李悝、吴起等师事子夏,同魏文侯差不多。子夏的其他弟子,田子方、段干木隐居不仕,表现出道家倾向;禽滑厘转入墨子门下,成为墨家巨子。那么,作为其师,子夏的思想倾向究竟如何呢?有论者说子夏“同他的学生李悝、吴起等人,一跃而成为前期法家” ;还有论者联系孔子告诫子夏“无欲速,无见小利”(《论语·子路》)等语,视之为“杂儒”。笔者对“前期法家”说不敢苟同,曾经赞同“杂儒”说,认为“子夏能吸引这些具有非儒家色彩的杰出人物于其门下,心悦诚服地听其传经授道,单靠师徒双方各取所需的策略性考虑是不行的;还应当有相当多的共识,相同或相近的思想观点作为师徒相处、相亲的基础”。如此论述,还是把“思孟学派”作为儒学正宗,作为“纯儒”的标准,来衡量子夏及其弟子。近几年笔者逐步反省到:以往所论没有跳出传统观念的误区,有片面性和简单化之嫌。这里针对以往认识误区,作以下改进和补充。

 

    第一,判断子夏及其弟子是不是纯儒,是不是儒家,只能以孔子为基本标准。以往学界谈论“孔孟之道”,较少看到孔、孟的区别,对孔子和孔门多有误解。如冯友兰《原儒墨》说“儒本只是知识礼乐之专家”;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说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张岱年《孔子与中国文化》说孔子把“礼乐与军旅对立起来”,无形中已把孔子等同于孟子。其实,孔子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孔门颇重视武艺传授,其治国方略是宽猛相济、文武兼备,并非单纯“以德治国”。《论语·颜渊》记孔子对季康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在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反对“不教而诛”的虐民暴政。这和现在说“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端正干部作风是养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其实是一个意思;并非要求放弃刑法等强制性手段,更无轻视民众力量之意。孔子任鲁国司寇,是最高法官;孔门弟子从政,也不免断狱执法。孔子固然反对不教而诛,倘若教而不从,却是诛之无赦的。不然,就无所谓“猛以济宽”了。孔门为政方略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目标是富国强兵。子夏弟子李悝、吴起等虽为前期法家,皆具儒之本色,与孔门政事之儒如冉有、子路等并无大的不同。

 

    第二,七十子对于孔子学说的传授,特别是无意争正统的仲弓、闵子骞、子游、子夏、有若、曾参等孔门高徒所传授的孔子学说,虽不免因为各人学养、个性、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偏重,不尽相同;但从《礼记》等典籍可以看出,这些弟子直到老年还在不断地交流、磋商与合作,都在尽力忠实地传承孔子之道。孔子思想的文本化、系统化,不仅是由这些弟子奠定基础,主持完成主体工程者也是这些弟子。也就是说,正是这些孔门高徒全面地传承了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没有明显的偏离或偏废。一是因为这些高徒大都长期追随孔子,得到孔子亲传亲授,对于孔子的学说和为人有颇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即使个人当时理解有偏差,也会在日后反思、提高的过程中得到改进,在同门的交流、磋商中得到互补和校正。不可能人生阅历和学养丰富提高了,已经成为一代大师了,还是停留在年轻时代对孔子的理解和认识水平。以往学界关于孔门弟子分学派、争正统、传学各有偏差以致尖锐对立的说法,既任意夸大了孔门的思想分歧,也严重缺乏发展的观点。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孔门弟子设教授徒的时代,与孔子距离不远,社会的发展巨变及其对于教育的影响,尚未形成像再传弟子以后那样巨大的不同。《汉书·艺文志》引刘歆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七十子未丧,其传述的微言“大义”也就未“乖”,儒家内部也还没有分出尖锐对立的学派。

 

    第三,《韩非子·显学》言儒分为八:“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这些学派,应当是自七十子去世以后、直到战国末期这二百多年间,陆续产生的一些有影响、有争正统表现的儒学别派。其中“子张氏之儒”最早,开派别立而“自谓真孔”者当为子张弟子。其别立宗派的大致原因是:《论语·子张》记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又记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秉性稍嫌偏激(子曰“师也辟”),其传学亦不免有所偏激,与后起的墨子有点接近。如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爱有差等,就与好“为难能”、“堂堂乎张也”有某些近似。而有子、曾子的门人在编定《论语》时,出于排斥墨家的需要,把上述子游、曾参赞扬子张而有所保留的话编入《论语》,对于子张及其弟子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可想而知。“子张之儒”受到贬抑,才需要自我标榜“真孔”,遂成为孔门后学中最早别立宗派者。此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又陆续产生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等有争正统表现的儒家学派。其中颜氏、漆雕氏之儒,虽然打着颜渊、漆雕开的旗号,但开派者是其后学而并非本人,不然就不会列在子张氏之儒后面。可见,儒家八派是历时性的,产生顺序大致如韩非子所列;并非并时性的,更非七十子时代就已经产生。郭沫若《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说前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是对的;但并非所有的“子夏氏之儒”甚至连子夏本人都成了前期法家。郭老又说“子夏氏之儒在战国时代确已别立门户,而不为儒家本宗所重视了。《韩非子·显学篇》言儒分为八……独无子夏氏之儒……是因为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了法家”,不仅证据贫乏,逻辑上也讲不通。我们知道: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态度岂能代表“儒家本宗”?何况韩非分明是说“皆自谓真孔、墨”,即有自我标榜、争正统表现的儒、墨派系。七十子有传承儒学记录者,韩非大都没有提到。如果说没提子夏氏之儒,是因为韩非将其当成了法家;那么,仲弓、闵子骞、子贡、商瞿、子游、有子、曾子、澹台灭明等孔门高徒及其后学都没有提到,又是因为什么呢?郭老并未作出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故笔者赞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孔门弟子》所言:“孔门正传的一派,大概可用子夏、子游、曾子一班人做代表。”韩非所谓儒家八派,只是“自谓真孔”、有争孔门正统表现的派别;韩非没有提到的“曾子、子夏、子游、有子诸人都是孔门的正传……故不别立宗派。”即是说,“子夏氏之儒”仍是孔门正传。这和汉儒普遍地视子夏为经学鼻祖,是完全一致而没有什么变化的。

 

    第四,思孟学派与孔子和孔门弟子颇有不同。随着时代变迁和战国社会分工的发展,私学进一步勃兴,政教彻底分离;常备军与多兵种产生,官吏由文武职责不分到有了明确区分;文教与武教随之分离,内容逐渐丰富,专业化水平相应提高。作为孔门再传弟子及其后学的思孟学派,已经与孔子及其弟子有了明显的不同。《孟子·尽心下》记“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当冯妇再次“搏虎”为民除害后,竟然“为士者笑”。笑冯妇的这些“士”,自然是纯文士,而不是文武兼备之士。这说明在孟子的时代,不仅文士、武士有了明确区分,新生的文士或曰“善士”已经有相当规模,并且有了嘲笑武士的资本或曰资格。这在孔子和孔门弟子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从《孟子·梁惠王上》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离娄上》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等论断,可以明确看出:孟氏之儒斥武功而重文治,不再重视武艺传授和军旅之学,已经比较明显地文人化;其勇武精神失去了武艺的支撑,更多地流于精神层面。因此可以说,思孟学派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内圣”之道,对“外王”之道继承不够、多有遗失或曰变异。倘若以思孟学派的标准来衡量,不仅是孔门七十子的多数,就连孔子本人,也会被视作“杂儒”的。

 

    第五,判断子夏氏之儒是否孔门正传,以及子夏的著名弟子是否具有儒家色彩,应当与孔门同类弟子比较,而不应当以所谓思孟“纯儒”作标准。受史料所限,今日所知道的子夏著名弟子,如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多属于政事、德行弟子。把他们与孔门“文学”高徒比较已属不类,再用思孟“纯儒”的标准来衡量,自然会感到其具有非儒家的色彩。如果改进比较方法,把子夏门下的政事弟子及田子方、段干木等德行弟子,与孔子门下政事、德行弟子如冉有、子路、子羔、樊迟、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曾参、原宪等作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其实并无大的不同。或者说,同样是在材料极为有限、难以观察判断人物主导性格和思想全貌的情况下,原来所作“子夏著名弟子多具有非儒家色彩”的判断,未免有武断或者片面之嫌。又由此推断子夏作为其师,也具有“杂儒”特征或曰非儒家色彩,就更属武断而难以成立了。

 

    总之,当我们克服了一些成见和主观、片面的方法,就会发现以下两点:一是子夏西河教授长达六七十年,子夏弟子或曰第一代子夏氏之儒,应当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这个群体也像孔门弟子一样,有各式各样的儒者,从魏文侯、魏成子、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曾申、公羊高、谷梁赤等著名弟子的有限史料来看,显然有德行、政事、文学等科类。二是把子夏的各类弟子与孔门同类弟子作对比,差别并不大;即使已演变为前期法家的政事弟子,如李克、吴起等人,也不失其浓郁的儒家色彩,或曰孔门儒家的思想烙印。如“李克务尽地力”(《史记·货殖列传》),与《论语·先进》记冉有所言“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的为政目标并无不同;李克、吴起为政的基本精神,与孔子“庶--教”和“足食,足兵,民信之”的治国方略,也是一致的。郭老《青铜时代·述吴起》说“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是儒。不仅因为他曾经师事过子夏与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张,政治上的设施,也无往而不是儒”;其《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说“李悝具有儒家的气息……魏文侯时本是人才集中的时代,师有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臣有翟璜、乐羊、西门豹、吴起,大抵都是儒者”,乃是据史料作出的判断。只是这些卓具见地的观点,混杂在一些不尽正确的观点和论述中,需要我们去认真选择、学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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