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藏简辨伪(下)——战国书法

[日期:2012-06-1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邢文   ]

 

 

3简68 (释文:癸亥,门其三门。戊)

 

 

 

4简104

(释文:之乃枼而)

 

 

 

5简72

(释文:十二年矣)

 

 

 

6:简12

(释文:曰古之 / 心或食)

 

 

 

7:简9394

(释文 93:庄子曰高子相大子以会 / 之者侯 将得之社 94前半:畟之行弃之社)

 

上篇回顾

 

    上篇以“楚简《左传》”辨伪为主,说明浙大藏简在竹简形制上没有契口、编绳,长短、宽窄不一,无法编联成册;在文字内容上妄改《左传》,人名、星名、古语、卦画错误百出;在鉴定方面对于科学检测结果的报道不准确,对于专家鉴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方法、鉴定报告的内容均无说明,可以得出假简的结论。

 

三、战国书法辨伪

 

    秦皇坑焚,竹帛毁弃,战国书法,世所不传,历代战国书法的欣赏与研究,大多依赖钟鼎彝器及碑碣拓本。上世纪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发现,以及河南信阳、湖北包山、荆门郭店等等战国楚简的大量出土,使战国书法的写本真迹重现人间。然而,就书法风格而言,浙大所藏《左传》等简,绝大部分飘软粗率,气息浮躁,正合先贤所言:“人趣先无,而物趣牵合,落笔粗庸,入眼不堪玩赏”(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就书法技艺而言,浙大藏简笔法粗陋拙劣,结字混乱错谬,俗而无法,了无古意,决非战国书迹,试举证如下。

 

    (一)章法

 

    古人论书以章法为先,上字与下字,右行与左行,朝揖顾盼,互有呼应。传书圣论“意在笔前”,有作书须“预想字形大小”之说(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启心》)。以浙大所藏《左传》简书法为例,书手于竹简章法、字形、位置皆有所留意,因此也留下了造伪的证据。

 

    试举4例。

 

    1.断简拚接后字距过大。浙大《左传》简68:“癸亥,门其三门。戊寅……”此简残断于“三门”二字之间。图3是整理者发表的拚接后的照片。不难看出,拚接后的“三门”二字之间的字距,几乎是其上“其”、“三”二字字距的两倍,甚至大于其下“门”、“戊”二字字距的两倍。如果考虑到下部断简的简首断痕,与上部断简的简末断痕并不相合,那么,合理拚接后“三门”二字原来应有的字距,当比图中所见更长,应为其下“门”、“戊”二字字距的三倍左右。在“癸亥,门其三门。戊寅……”句中,如果“三门”与“戊寅”之间的字距稍大,那是两句之间的字距,当属合理;如果“三门”二字之间的字距,却为“三门”句后、两句之间字距的两三倍,那只能是竹简残断后所书、而不是竹简书写后残断的结果。简106“偪之偪阳”的断简,拚接后“偪”与“之”之间的字距是“之偪”二字之间字距的三四倍,也是同样的例子。这是造伪者使用不同断简,来假冒同一枚简的残断而留下的破绽。

 

    2.简首残而字不残。浙大《左传》简104,简首前两字位置残缺,残存部分约占原简宽度的三分之二,上书“之乃”二字,见图4。如果复原残缺的部分,不难发现“乃”字书于原简左半二分之一简面,字右的半简留空。无独有偶,“乃”上的“之”字也是如此。如合“之乃”下的“枼而”诸字观其章法,“枼而”诸字居中,“之乃”二字紧贴残简左缘而书,以避让右侧残损的部分,形成了简首诸字从齐左写至居中的反常章法。这只能是竹简残缺之后书写的结果,是后人以残简作伪的证据。相同的例子也见于简32,只是从发表的图片上无法判断简右是被如何复原的。

 

    3.简尾残而字不残。浙大《左传》简72简尾也残去右半,但简末“十二年矣”四字仍完整无损,见图5。这些文字也是在此简残损之后所书,“二年”二字偏左、“年”字“禾”部笔画右侧起笔的钉头、收笔的拖尾,都是不容置辩的明证。“矣”字更是在残缺后仅存的近二分之一的简面上局促写成,其字形完整,恰恰证明这些墨迹是竹简残损之后的伪书。

 

    4、简边残却仍见应该残去的标点符号。图572中,又有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破绽:“十二年矣”句下见有标点符号。楚简中的这种标点,都是标在竹简右侧的边缘。在简72上,它理应随残简一并残去。但作伪者的章法安排,以残简为完简,不仅多次让本应残缺的文字完整地挤在残存的简面上,而且把理应点在残缺部位的标点,点在残存的简面,实在不是高明的作伪。

 

    (二)结字

 

    战国书法的结字有多种特点。饶宗颐先生指出:“楚人书法,纵势衡势,无不具备”(饶宗颐、曾宪通编《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9月版,第48页)。考古所出郭店楚简等可以为证。但不论纵式、横式,战国楚人书法多取隶势,结体多扁,横画多欹,矩度谨严。浙大藏简的书手虽写简百数十枚简之多、凡3000余楚字,但对战国楚人书法的矩度,尚无基本认识与把握,试举6类证据如下。

 

    1.中宫:不明主笔,失守中宫。战国楚人书法,横画虽多欹斜,但中宫必正直。中宫之位,主笔所在,“善书者必争此一笔”(刘熙载《艺概》)。浙大简书则不然,如简12“古”、“心”二字,横画皆为病笔,中宫左歪右屈,结字全无中宫的概念;同简末字“食”下部,本当顺势而下,书于字中,却莫名其妙偏置于左侧,使得“皀”部上下两个部分左右错位,上部与“亼”部草成一团,下部偏居左侧,实为今人错字,决非古人所书(图6)。

 

    2.上下:下不承上,上不覆下。战国楚人书法,不论字形偃仰、笔画排叠,其底部多有横势笔画,上托全字;即便没有横势笔画,也有一横势的构件,下以承上。这种横势,每向右上斜欹,是战国楚人书法的特点。浙大简书则不然,如简14“为”、简17“於”字等,下有横画,却皆不能承上。

 

    3.左右:左亏右欠,不守正法。战国书法不论体势如何,分间布白都是八边俱备、四面停匀。楚人书法虽不求方正,但总是似欹而实正,结体饱满,遵守正法。浙大简书则似正而实倾,结体多亏阙,如简19“逃”、简25“弃”结体亏左,简27“咎”、“弗”结体亏右,等等,不一而足。

 

    4.拚凑:偏旁拚凑,错字连篇。战国书法受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与地域演化的不平衡性等因素影响,常有偏旁互作的现象,如“日”与“月”、“山”与“阜”等的互作,属于形符义近的互作;又有“亻”与“彳”、“邑”与“阜”等的互作,属于字形相近的错字。战国书法的结字,由于书手的心绪以及上下文字形的影响等原因,出现错字不可避免,“邑”旁与“阜”旁相混也见其例。但在浙大简中,错字连篇,不胜枚举;“邑”、“阜”错写,通篇皆然。如简2的“陈”,简4102的“隊”,简2026的“随”,简68的“阪”,简6869的“阴”,简98106的“阳”等等,所有“阜”旁一律误作“邑”旁。古人并非不写错字,但在上百枚简中,就同一个偏旁、在不同的字中犯相同的字义理解错误,只能是作伪者对古文字知识缺乏,根据现代汉字“邑”、“阜”均作“阝”旁而犯的错误,是今人作伪的证据。

 

    5、简体:据简体字,拚凑古字。在古代书法的赝品中,根据简体字拚凑古字的现象并不鲜见。如浙大简《左传》简2的“彻”字,当系依据“徹”的简体“彻”字妄改而成:此字构形与简体字“彻”基本相同,只是中部从“土”不从“七”。“土”、“七”二字,毫无字义或读音关联;简2中“徹”字写成中部以“土”代“七”的“彻”字,是典型的受简体字影响而生造的伪战国文字,如同简中屡屡出现的行书“纟”旁一样,是今人仿古常见的低级错误。

 

    受简体字影响而导致的结字错误的类型,浙大简中见有多种。其中,典型的一种可举因简体字字形相近而书写的误字。如今本《左传》的一个“今”字(同前《春秋左传正义》,第871页),在简25的首字位置被误写为“命”。“今”、“命”二字在战国古文中有明显区别,但“今”、“令”二字在简体字中却极相似,而“命”写作“令”是战国古文通行的写法。作伪者误以“今”为“令”,于是正确地把“令”写作“命”,留下了作伪者受简体字影响而写出错字的破绽。

 

    6、失真:草写失度,字形失真。自古以来,书法作伪的常见破绽就是用笔迟疑、欲纵还收。张大千之所以是作伪高手,就在于他恃才自信,落笔大胆,一气而成。浙大藏简的作伪者明悉此道,故浙大简的书法流利而娴熟。但这同样留下大量破绽,主要有三类:一是字形失真,二是草法臆造,三是油滑失态。简19与简55的“如”字,虽为同一个字,但写法完全不同:简19的“如”字上下结构,写法虽草但用笔迟疑,显见书者于字形并无把握;简55的“如”字左右结构,笔法极熟且行笔流利,缠绕连带几乎难辨笔路。但两个“如”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字形失真,不细分辨不知是“如”字,属于第一类。简41“起”、简附5“赵”字,“走”或“辵”旁或在右、或在左,但二字均字形失真、草法无据,出于书手臆造,属于第二类。简37“许”字,放纵肆意而失态;简61“改”字,忸怩作态而油滑,属于第三类。草写失度之例,浙大简中俯拾皆是,这里只是略举一二以见其例。

 

    (三)笔法

 

    古云“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王羲之〈兰亭序〉十三跋》,即便是草圣张旭,也是屡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之后,方才领悟笔法之妙(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后世书者不能领会笔法奥妙,不足为奇。就战国书法辨伪而言,战国书法如不传战国笔法,则无法信为真迹;战国书法如尽现后世笔病,则必为伪作无疑。元雪庵大师曾总结笔法“八病”,如牛头、鼠尾、蜂腰、鹤膝之类,并谆谆告诫后学“字中八病最难医”(释溥光《雪庵字要》)。其实,不谙笔法,必百病丛生,不会仅囿于“八病”。浙大藏简即如百病之总汇。现分门别类,聊举一二以见其例。

 

    1、钉头、牛头。钉头、牛头都属起笔之病,是不明笔法、功力不足、落笔过重所致。钉头有方、圆之别,方型钉头见简19“之”字,圆型钉头见简25“之”字。牛头之例,可见简108110“之”字。

 

    2.尖头、鼠尾。尖头、鼠尾为相似病笔,主要是因为书手笔力不能送至笔尖,首尾尖飘而形成。尖头在起笔,如简61“曰”字;鼠尾在收笔,如简52“子”字;简12“曰”字则兼有尖头、鼠尾。

 

    3.坠尾、拖尾。坠尾、拖尾均为收笔时书手无力控制,顿笔太重、不能正确回锋所致。简11“问”字“口”上短横是严重的坠尾,简26“皆”字两长横收笔是典型的拖尾,简11“士”字上横为拖尾、下横为坠尾,是浙大简书手娴熟而恶俗的笔病。

 

    4.蜂腰、鹤膝。蜂腰、鹤膝都是书手不谙提按、运笔过快、提按失位所致。简11“於”字的首笔,是典型的蜂腰,简95“得”字首笔也是蜂腰笔病。鹤膝之病未见典型病例,但简8182的两个“强”字的“弓”旁转折,简81的强直而僵硬,简82的滑熟而绕圈,用笔之病过于鹤膝,不妨参看。

 

    5.折木、柴担。折木、柴担主要是运笔之病:折木运笔未完,笔画如木折断;柴担运笔不实,形成首尾重而中部细的柴担之形,是初学而浮躁的书手的常见笔病。简76“夷”字、简108“安”字,起笔多钉头、尖头,收笔多折木;简108“安”字收笔的折木之病,或也是因为系今人书于朽后的竹简、而非古人书于整治好的竹简,简面朽坏不平所致。简12“古”字的横画,中部轻飘首尾重,是柴担之例。

 

    6.锯齿、散锋。锯齿、散锋也是运笔之病,但都与笔锋有关:锯齿是失败的偏锋用笔,散锋是行笔时无力调整笔锋所致。简23“以”、简74“也”字,偏锋用笔,笔腹在下,形成锯齿;简83“临也”、简84“善之”,草率用笔,尖头散锋。

 

    7.游丝、墨猪。游丝、墨猪也是运笔之病:游丝是用笔浮躁轻滑所致,整个笔画书作一根游丝;墨猪则与之相反,下笔过重,用墨过多,肥拙若猪。简23“足”字“口”部的上橫、简108“是”字“日”部的上横,一线如丝,为游丝之病;简30“於”字的上部、简80“大”字的横笔,重笔浓墨,几乎失其笔画,为墨猪之病。

 

    8.病笔荟萃。古人日日搦管,磨墨操翰,心气和平,虽不能说绝无病笔,但不致于百病丛生。以上所举战国伪简书法所见病笔,远超出“八病”之列,都是当今书手未谙笔法、急功近利所致,是时人作伪的明证。上文为方便读者,逐字举例,见其一斑。实际上,伪简所见,往往一枚简上汇聚多种病笔。试举简93全简与简94的前半简为例,略观全豹。图7中,简93前半简:“庄子曰:高子相大子以会”,除“会”字外,几乎字字起笔尖头;“庄子”之“子”,首笔游丝,末笔锯齿;“大子”之“子”,首笔钉头,末笔鼠尾。简93末字“社”,上“木”起笔尖头,收笔折木;下“土”起笔多尖头,上横迹近柴担,略有偏锋锯齿之义,下横起笔尖头、运笔游丝、收笔坠尾,同时因简裂影响,下横未能写完,也是简裂后伪书的证据。简94接简93,起于“社稷”之“稷”——简前半“稷之行”,起笔多见尖头,“稷”末笔坠尾,“之”首笔近游丝;简后半“弃之社”,“弃”浓墨散锋,“之”附尾、拖尾,“社”钉头墨猪。简93干墨细笔,笔画纤弱,简94湿墨重笔,字体粗长,两简不仅病笔荟萃、书风迥异,竹简整治与长宽形制也完全不同,是伪作的铁证。

 

四、结束语

 

    浙大所藏《左传》等伪简,破绽百出,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本文仅分类举例,点到为止。许多证据,有其一即可断其伪。现举证数十例,浙大所藏《左传》等简为时人所伪,可以论定。需要指出,浙大藏简的整理,甚见功力。虽《浙大简》全书编校多有疏漏,如简1放大图版“司”字重出,简4260放大图版简首缺图,简66放大图版简末缺图等等,但整理者在整理材料方面的成果与贡献,不可埋没。如果浙大藏简不是以真简而是以问题简的形式公布,供学界讨论借鉴,可谓有功。当王国维先生为新学问之兴起、新材料之发见激情澎湃之际,他断不会想到,伪材料会在自己的家乡、在中国简帛学界受此礼遇。制造伪简,荼毒社会;竞购伪简,害国害民;研究伪简,浪费生命;叫停伪简,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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