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教育三境界

[日期:2013-04-05   来源:国学网  作者:李浩(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如何强化民族文化的固有特色?在科学技术革故鼎新的时代,如何突显古典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外物欲求无限膨胀的今天,如何重建自我精神的清明理性?面对这一时代重大课题,以国学或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对应之策,不失为一种选择;但要真正落实,并能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似乎仍需要转化性创造。其中有几个关键点,就是要科学设计,重新发掘,外推内省,协同成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倡导新国学教育。

    推行新国学教育,首要的是先确立新国学教育的原理。古人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又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大道尚简,新国学教育的原理也应追求简要、简便、简易之道。我个人认为,新国学教育的进阶可分成三步:初等国学、中等国学和高等国学。达致三个境界:初等国学强调自我建设,达成知识境界;中等国学强调外推与内省,达成人文境界;高等国学则应走向化成之道,达成天人境界。

自我建设的知识境界

    当务之急是先要为国学正名。这既涉及到对国学概念内涵外延的重新界定,也涉及到对国学学科自足性的确认,还涉及到国学的人才培养,同时还关联于长久以来在国学问题上的文化民粹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的博弈。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国学同国故、国术、国医、国药、国画、国乐、国语、国文、国史这些“国”字头的术语是什么关系?国学是六艺之学吗?国学是儒学的同义语吗?儒学之外,国学中是否有释道耶的地位?还有前现代时期的天地生、文史哲、理工医这些学科与国学是否无涉?此外,国学与西方的古典学、人文学又是什么关系?国学是否可以直接对应中国传统文化或国故之学?再深一层追问,国学的古典智慧是否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开直通车?如此等等问题,首先要求我们梳理这些语词,厘清这些概念,确定其外延与内涵,然后才可讨论。否则,国学讨论几近鸡同鸭讲,同声而异闻;或如民谚所说,哭了半天,不知道所哭为何人。一些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传统国学概念不能周延,导致解释的困惑,故提出“大国学”“新国学”“现代国学”“国学现代化”等补救概念,以应对国学名称的困窘。但这仅仅是开端,更多的问题仍未能解决。

    国学正名更重要的是原道原学。清末皮锡瑞为总结经学撰写《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此后,邓实《国学讲习记》,章太炎、钱穆的两种《国学概论》各自阐述了国学概念及历史的视界和理解方法。但20世纪后半叶迄今仍未见到许多有分量的国学历史、国学通论之类的著作。最近,光明日报《国学》版先后刊出讨论“新仁学”“新子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社会科学报》也曾刊登何怀宏《新世纪的纲常——“中华新伦理”一个构想》(见《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9日第6版),以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的新三纲作为道德基石,以天人、族群、社会、人人、亲友的新五常为社会德行,欲由此构建一种从制度正义到个人义务的全面的“共和之德”,颇有新意。这些成果均在综述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有了创设新理论、新学派的新思维,是国学界的新气象,惜乎这类文章和著作还太少。

    国学要产生深远影响,改造世道人心,同时要不断壮大自我,加强学科建设。当务之急,首先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遥想20世纪,传统学术文化领域先后涌现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马一浮、熊十力、钱穆、牟宗三、钱钟书、饶宗颐、李泽厚等一大批大师。新佛学运动也产生了欧阳竟无、太虚、印顺、星云等龙德大象,促成佛学的现代化。但新纪元以来,老成凋零,后继不接。应该呼唤和促成新时代大家的涌现。目前国学方面积累的成果少,有广泛影响的人才少,远不足以转移风气,广大教化,更谈不到拯救世道人心。因而,迫切需要当代知识人沉潜学问,融铸传统,发挥新知,拓殖新国学的知识境界。

外推内省的人文境界

    这是国学教育充分展开的重要阶段。外推是指国学教育的向外拓展,分别有三个途径:下行、上达和旁通。内省是国学教育的向内融通,它通过反求诸己以实现自省、自觉与自我完善。

    具体而言,下行是向大众普及国学知识,没有民众基础的学问及理论只能是实验室、书斋里的高深理论,不会产生广大的社会影响。要产生影响,就应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以便大众理解接受。中古时期,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宣传很成功。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很多可圈可点处。

    国学教育除下行外,还要上达。所谓的上达就是向社会精英、政治管理者、商界领袖来推广国学。同样是传播,上达与下行要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应该指定针对特定人群和对象的传播,普及与提高区别对待,道器与体用相互对举,这样的传播才是最有效的传播。

    所谓的旁通,既指国学门类与其他学科的互相解释、互相沟通、互相借鉴,也指国学要能主动走出去,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宗教互相解释,互相融合。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时代,这样的判断当然太乐观太自大太武断。但若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与其他民族文化平等对话,互相阐释,互相发明,则是有道理的。从过去的“各美其美”,到现阶段的“美人之美”,并进入下一阶段的“美美与共”(费孝通语),也是应积极推进的。

    国学在外推的同时,更要强调内省。坦率地说,从“外王之学”的层面看国学,其功能作用并不及其他学问有更大更直接更具体的效用,比如攻城陷地,国学不如军事学;救死扶伤,国学不如医学;富民强国,国学不如经济学;统计运算,国学不如数学。国学更大的价值应在其“内圣之学”层面。经宋儒强化提升的内圣之道,在今日后现代文化背景中,仍有它独特的价值:强调反躬自省,强调自我的觉悟觉醒,或许是时下抵御外物诱惑而不迷失自我,重建清明理性与道德人心,中国固有学术文化对人性建构所能起到的砥柱中流作用。循此一径,就有可能在当今社会锻造出情理协和、尽善尽美之人文境界。

走向化成的天人境界

    《周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解释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第三贲卦)因此,以文德止物教人,使人们有良好的行为,原是人文的本义。这里有两重意义需要阐发:其一是儒家认为化成之道是经过“心—意—家—国—天下—宇宙—形上之天”这样的连续感通的关联作用,逐步实现(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第一册,台北东大出版公司)。其二是人文与天文相对举形成孪生范畴,分别具有人际和谐与天人和谐的两种价值取向,故中华文明的化成之道中既包含着人文的化成,也包含着与自然的化成,这在强调生态文明的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惜这层微意仍未能充分抉发和彰显,研究国学教育者应该大力倡导。

    内省与自我完善仅仅是社会成员自我的修行,是从我做起,但它充其量是少数人的道德提升,走向化成则是向全社会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于是就有了社会学的公共意义;化成之道同时含有“人皆可以为尧舜”,故有方便法门的普适意义;由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特征,故化成之道不会成为偏执迷狂的新宗教,也不会把大众导向虚幻的彼岸。应该说,它更多的是由文化信仰和伦理实践驱动的一种道德自觉与道德实践。这样的道德觉行应由民间来推动,而不要让政府来包办;社会可以倡导,但不要强迫强制。应乐观其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而不要迫切地希望立竿见影。“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陆九渊语),我们有理由期望,通过精耕细作,日积月累,假以时日,可以在全社会、全人类培壅出新型的社会良知与生存范式,导向人文化成、圆融广大、品类和谐之天人境界。

    新国学教育的三境界虽有由浅入深、由外向内、由近及远的差别,操作起来也可以不拘一格,同时推进。《礼记·中庸》中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如沿着这个方向朝前走,必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招魂起魄”,旧躯壳如蝉蜕般慢慢脱掉,新生命在其中活泼泼地蠕动,且能安立得住,贞定得住(余英时语),也才有可能在世界的“第二个轴心文明时代”形成过程中,参与创造,并起到“转世”作用(杜维明语)。如此的新国学教育目标,虽不能至,然庶几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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