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日期:2013-12-30   来源:光明日报2013-11-14  作者:裘锡圭   ]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根据学界已有的认识和研究成果,简单谈谈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关系。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晚近的事,大家对它的理解恐怕并不一致。我所理解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过去虽然没有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是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   经学与政治相结合,在古典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结束了这个局面。“五四”以后,对包括先秦典籍在内的传统文化,知识界有不少人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几乎与五四运动同时,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兴起了怀疑古史和古书的思潮,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了顶峰。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在将传统的上古史大大缩短的同时,以前代学者的辨伪工作为基础,大大扩展了古书的怀疑范围。很多先秦古书(包括经书)的年代被推迟,很多一般认为属于先秦的古书被认为是秦汉以后的伪作。他们的古典学研究,给传统的古典学以巨大的冲击。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疑古显然过了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在学术界,疑古派怀疑古书的很多看法,也仍为不少人所信从。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对传统文化有了比较全面、比较正常的态度。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明显加强。很多有识之士指出,我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缺乏人文素养,甚至对作为本民族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书(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典”),也茫然无知,或知之过少,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问题。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   出土文献对古典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的“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就是明证。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里,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包含了很多先秦典籍(有些是已无传本的佚书)的抄本,下文把这些抄本简称为“新出文献”。从总体上看,它们对古典学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下面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新出文献对古典学重建的重要性。   一、关于古书的真伪、年代   新出文献可以证明前人在先秦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上有不少怀疑过头的地方。   汉武帝早年下葬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等书的部分篇章的抄本,可证今本确为先秦著作。今本《吴子》《鹖冠子》的有些文句,见于新出文献里的佚书而不见于其他传世古书,可见此二书也应为先秦著作。三《易》之一的《归藏》,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至宋后全部亡佚。前人多以为晋代以来古书引用的传本《归藏》为汉以后人所伪作。王家台秦墓出土《归藏》残本,其内容与古书所引佚文基本相合,可见传本《归藏》确是从先秦传下来的。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武与孙膑的兵法,使近代以《孙子》十三篇为孙膑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百篇《书序》,汉人以为系孔子所作。自朱熹以来,学者多疑之,不少人以为系汉人伪作。百篇《书序》非孔子所作,是很明显的(前人已指出,百篇中有《尧典》《禹贡》,此二篇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是孔子之时所不可能有的)。但是《书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巖,作《说命》三篇。”《说命》经秦火而亡佚。《说命》分三篇,不见于任何传世古书(伪古文《尚书》的《说命》分三篇,是根据《书序》的),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中的《傅说之命》(即《说命》)正好明确地分为三篇。整理者据此指出,《书序》作者是确实看到了百篇《尚书》的。可见《书序》是战国时人所作,并非汉人伪作。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古代文史学界的很多人,曾认为大小戴《礼记》(以下简称“二《记》”)所收诸篇,是战国晚期到汉代的作品。从新出文献中的有关资料来看,二《记》的绝大部分应是先秦作品,而且其中大概还有不少战国中期甚至早期的作品。   在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的儒家作品中,有不少与二《记》有关之篇。《礼记•缁衣》同时见于郭店简和上博简。上博简《民之父母》与《礼记•孔子闲居》前半部分相合,上博简《武王践阼》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有同源关系,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有不少很相似的内容。还有一些篇有个别段落、语句与二《记》相合、相似。郭店简和上博简抄写的著作,其撰成时间都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二《记》中相关各篇的撰成时间,也应有不少是不晚于战国中期的。古人认为《缁衣》为子思所作。郭店简不但有《缁衣》,还有跟子思有密切关系的《五行》和《鲁穆公问子思》,因此《缁衣》极可能确为子思所撰,是战国早期作品。从新出文献看,前人对《礼记》的《礼运》《月令》等篇时代的估计,也是过晚的。   新出文献还有很多可以用来纠正前人在古书真伪、年代方面疑古过头的地方,限于篇幅只能从略了。必须指出,在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上,一方面要纠正疑古过头的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过头的倾向。   伪《古文尚书》一案,在学术界大多数人看来,早已有了定谳。但是近些年来,颇有人为之翻案。在新出文献中,有可以说明伪《古文尚书》不可信的新证据。《书序》说:“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弃稷》。”《大禹》是佚《书》,但伪《古文尚书》有此篇,称《大禹谟》(汉人已称此篇为《大禹谟》)。郭店简儒家佚书《成之闻之》说:“《大禹》曰:‘余才宅天心。’”这是先秦古书中仅见的《大禹》佚文。传世古书中所见《尚书》佚篇之文,如也见于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缁衣》所引佚文,伪《古文尚书》皆已编入相应之篇中。《成之闻之》是佚书,作伪者看不到,此篇所引《大禹》佚文就不见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已有学者指出,这又是伪《古文尚书》的一个伪证。清华简的《尹诰》(即《咸有一德》)和《傅说之命》(即《说命》)也是佚《书》,但伪《古文尚书》里都有。清华简的《尹诰》跟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清华简的《傅说之命》跟伪《古文尚书•说命》,除传世古书引用过的文句外,彼此毫无共同之处,绝不能以“同篇异本”作解释。伪《古文尚书》还把作于商汤时的《咸有一德》安排于太甲时。清华简整理者已指出,这些也是伪《古文尚书》的伪证。有些学者在看到清华简之后,仍为伪《古文尚书》辩护,这就叫人有些难以理解了。我们千万不能“走出疑古”而回到盲目“信古”。   二、关于古书的体例、源流   新出文献可以验证余嘉锡等学者在先秦古书的体例、源流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使我们能在这方面有更全面、更精确的认识。在这里,不想就此作全面论述,只准备举些实例来说明新出文献对研究古书体例、源流的重要性。   先说《诗》《书》。清华简中有类似《周颂》的《周公之琴舞》和类似《大雅》的《芮良夫毖》。《芮良夫毖》是佚《诗》。《周公之琴舞》包括十首诗,只有以“成王作儆毖”为“序”的九首组诗的第一首,与《诗•周颂•敬之》基本相合,其余诸首也都是佚《诗》。就是与《敬之》相合的这一首,异文也极多,而且差别还往往很大。据清华简整理者说,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约有二十篇左右。其中见于百篇《尚书》的只有五篇,即《咸有一德》(清华简整理者据《缁衣》称为《尹诰》)、《金縢》和《说命》三篇。清华简的《尹诰》无自题篇名,后二者的自题篇名都与百篇《尚书》的《金縢》《说命》不同。清华本《金縢》的整理者和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清华本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中的传本,有不少很重要的差异。《说命》是佚《书》,但先秦古书有所引用。整理者指出,《礼记•文王世子》《学记》所引,以及《缁衣》所引两条中的一条,“不见于竹简本,这应该是由于《说命》的传本有异”。《尹诰》也是佚书。《缁衣》所引的两条《尹诰》都见于竹简本,但也有出入较大的异文。上述这些情况,对于研究《诗》《书》的源流极为重要。 《诗》《书》本来大都是一篇篇写成的,其流传和集结的情况很复杂,原无定本。汉代人有孔子删定《诗》《书》之说。《诗》《书》既无定本,也就无所谓“删”。但是孔子之时,流传的《书》篇和《诗》篇的总量,无疑是很大的。孔子要与弟子讲习《诗》《书》,当然要有所选择。孔子所说的“《诗》三百”,应该就是他的选本。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的作者,都是西周时代极重要的人物,孔子应该看到过这些诗。很可能他在见于《周公之琴舞》的那些诗中只挑了一首,而《芮良夫毖》由于质量不如同一作者的《桑柔》(见《大雅》),就落选了。前面说过,今传《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在孔子之时还不可能存在。所以百篇《尚书》应该是战国时代儒家所划定的传习范围(这不等于说儒家著作中就绝对不用“百篇”之外的《书》,《缁衣》中就引了《祭公之顾命》)。   清华简的主人,显然并未受到儒家《诗》《书》选本的影响。他所搜集的《诗》篇、《书》篇,绝大部分不见于儒家选本;即使是见于儒家选本的,其篇名也不相同,其文本也全都明显有异。有学者指出,清华本与传本《金縢》“应分属不同的流传系统”。这一意见十分正确。今传《尚书》《诗经》属于儒家系统,清华简的《诗》《书》则属于非儒家的流传系统。从清华简的情况来看,在战国时代,《诗》《书》的儒家选本,在儒家之外的人群中,似乎没有很大影响。   秦火之后,《诗》只有儒家选本基本完整地流传了下来;《书》的儒家选本已成亡佚大部分的残本,不过“百篇”之外的《书》篇,尚有一小部分保存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书》(今传《逸周书》为其残本)中。至于此外的《诗》篇、《书》篇,就只能在清华简这样的出土文献中看到了。   余嘉锡等学者早已指出,古代子书往往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其中既有老师的著述、言论,也有弟子、后学增益的内容。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十三篇及《孙子》佚篇,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实例。这一点已有人加以论述,这里就从略了。   《老子》是新出文献中出土次数较多的书之一。简帛古书中已有四种《老子》:抄写于战国中期的可能为摘抄本的郭店《老子》简(分为三组,总字数只有今本的三分之一左右,以下简称“郭简”)、抄写于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以下简称“帛甲”)、抄写于西汉早期(约在文帝时)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以下简称“帛乙”)、抄写于西汉中期的北大本《老子》(以下简称“北《老》”)。根据这些本子,并结合传本,可以看出《老子》自古以来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老子》在章的划分和篇、章排序方面都发生过变化。   今本的有些章,从郭简的有关内容来看,本是分为两章或三章的。但也有今本将原来的一章分成两章的个别例子。帛甲、帛乙的分章情况不大清楚,从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似处于郭简与今本之间。北《老》的分章极为明确,共分七十七章,划分情况与今本有七处不同。西汉末期严遵所著《老子指归》分为七十二章。八十二章的格局大概是在东汉时代形成的。   帛甲、帛乙和北《老》都以《德经》为上篇,《道经》为下篇,篇序与今本相反。从有关情况看,已佚失《道经》部分的《老子指归》也是把《德经》放在前面的。大概《道》前《德》后的次序也是东汉时定下来的。如果不管篇序和章的划分,就篇内各章的次序来说,帛甲、帛乙跟今本有三处不同。北《老》的章序则已与今本完全一致。   从内容上看,从郭简到今本,文字的增减和错讹是大量存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老子》流传过程中,还存在着由于思想上较深层次的考虑而修改文本的情况。例如:《老子》第十九章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本当如郭简作“绝智(或读为“知”)弃弁(辨)”“绝(为)弃虑”。帛书本以至今本的这两句话,是战国晚期激烈反对儒家的那一派道家改动的产物。前人以显然是对战国时儒、墨极力鼓吹仁义的反动的“绝仁弃义”句,作为《老子》晚出的论据,不能成立。   上博简中有很多篇关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佚著,有些内容可与《论语》中的有关内容对照。银雀山汉墓所出竹书和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有不少与《管子》有关的内容。这些都是探索《论语》《管子》如何形成的重要线索。   三、关于古书的校勘、解读   先秦古书流传至今,文字错误极多,引起了文义不完整、导致误解以及无法索解等问题。以新出文献校正传世古书,能解决大量这样的问题。例如今本《逸周书•祭公》有如下文字:“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于黎民般”是什么意思,从来没有人能真正讲通。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中的相应文字是:“公懋拜手首,曰:‘允哉!’乃诏(召)毕(与“桓”可通)、井利、毛班,……”原来“于黎民般”是“井利、毛班”的错字。“于”与“井”,“民”与“毛”,形近而误。“黎”与“利”,“般”与“班”,音近而误。毕桓、井利、毛班是穆王的三位大臣,即《祭公》中祭公称之为“三公”的人。今本的“曰允”相当于简本的“曰:‘允哉!’”。这样,文义就豁然贯通了。简帛古书只有一段或一句与传世古书相合的,也同样能起校勘、解读的作用,这里就不举例了。   简帛古书所反映的古代用字习惯,也能起解读以至校正古书的作用。例如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恥”之例,得此启发,司马迁《报任安书》“佴以蚕室”(见《文选》)、《墨子•经上》“佴,自作(怍)也”的“佴”,才被学者们正确地读为“恥”。又如武威《仪礼》简有时以“埶”为“设”,得此启发,学者才发现《荀子•儒效》“埶在本朝”、《正名》“无埶列之位”的“埶”,不应读“势”而应读“设”,《礼记•内则》“少者執床与坐”的“執”乃是“埶(设)”的误字。   依靠出土文献解读古书,也有跟校勘和“明用字”之法(包括明通假、异体等)无关的情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子思“五行”说之谜的破解。《荀子•非十二子》责罪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杨倞注:“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近人多不信其说,子思“五行”说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成为古典学和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谜。见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简的儒家佚书《五行》篇,告诉我们“五行”指的是“仁义礼智圣”,文中还对五行说作了详细解说。至此“五行”之谜终于得到了破解。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出文献既是古典学的重要新资料,也是相关学科的重要新资料。要进行古典学的重建,必须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为了支持有关学科的发展,也需要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当前,在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而真正能担负起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才却相当缺乏。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大力支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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