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大学》研究

[日期:2014-02-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10日第557期  作者:乐爱国   ]
据《寿彝先生学谱》所述,1928年4月23日,19岁的白寿彝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这一说法一直被广泛接受。不过,笔者于最近发现,白寿彝在上海文治大学读书期间,曾于1926年6月4日完成了《〈大学〉研究》一文,后发表于同年10月出版的《学生杂志》第13卷第10号上。该《学生杂志》当时由朱天民编辑,但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杨贤江负责,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白寿彝《〈大学〉研究》一文,分为七节。   在第一节“小引”中,白寿彝首先阐述了《大学》的来龙去脉,述及二程对古本《大学》的整理、朱熹再进一步的编次,而王阳明提倡《大学》古本与之对立。接着,白寿彝就朱、王二派对《大学》的解说作了分析,认为“《大学》在古书中,确算一篇有统系的著述”,而程朱“一无所据的、随随便便的把原文颠倒删削,致使原文的精华完全丧失”,为此,绝对不能用他们尤其是朱熹所说的话,去解说《大学》;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是他的卓见”,但用“良知”解说“致知”,把“格物”的“格”解作“正”,“都不见得高明,抑且不免有错误的地方”,所以,王阳明对于《大学》的解说,也应当审察,而不可盲从。   在第二节“释名”中,白寿彝把“大学”解说为“大的学问”,指出:“明德、亲民,都是有一种学问功夫在内的,所以称‘学’。她们的效果却是能使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这是‘大’。”   在第三节“要义”中,白寿彝认为,《大学》的要义有二:一是“致知”,一是“明德”。《大学》又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对此,白寿彝说:“‘虑’是思虑,便是‘致知’……‘定’、‘静’、‘安’都是‘虑’——致知的张本,‘得’是‘虑’的效果,所以第二段也可以用一个‘虑’字——致知的意思,来包括住。”白寿彝还认为,“致知”与“明德”在本体上是合一的、贯通的、不可分的,将其分开来说,不过为了叙述的便利;而且“‘明德’是关于‘行’的,‘致知’是关于‘知’的,‘知’每每是在‘行’前的”,所以,以下先说“致知”,后说“明德”。   在第四节“致知”中,白寿彝对“致知”和“格物”作了阐释。他说:“‘致知’就是求知识的意思”;“致知的方法就是格物”。关于“格物”,白寿彝指出:“我们所不晓得的事理,用功夫去把它们晓得了……就是格物了”;“格物的方法,就是格物之本末先后”。他还说:“本末先后实在是一切事物的关键,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都可以很顺手、很有秩序、很有条贯的办去。”所以,“《大学》的格物,在本末先后上着眼,正是卓识!”   在第五节“明德”中,白寿彝认为,广义上的“明德”包括了狭义的明德和亲民的含义;“明明德于天下”,就是“推己明明德之功于天下而亲民”。就“明明德”而言,白寿彝认为,“‘明明德’是‘明其光明之德’的意思”;明明德的手段,除了致知的功夫外,更有诚意、正心、修身三节目:“诚意就是使自己的意念真实无妄”;“正心是使心平正”,不能有成见;“修身是使身正直的意思”。白寿彝还认为,明明德三节目中的修身、正心是从诚意出发的,所以“明明德的根本功夫在诚意”。就“亲民”而言,白寿彝认为,亲民也分为三个节目: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的方法,只是叫主持家政者不可有所偏溺”;“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是絜矩,絜矩就是公好恶”。白寿彝还认为,亲民的三个节目是从絜矩出发的。总括而言,“明明德为亲民之本,亲民为明明德之充”;“明明德以慎独立基,亲民以絜矩达用”。   在第六节“至善”中,白寿彝说:“‘至善’就是不住的努力,不住的向上,不住的求进步。”他还通过阐释《大学》所引汤之盘铭指出:“‘至善’的意义,只是新新不已,继续不断的努力。不是说过去已经新,就算了了;不是说现在新,将来不必新;也不是说只要将来新,现在不要新。它之所谓新,是无一息停滞的。”所以,“《大学》之所谓‘至善’,便是叫人‘无所不用其极’”。   应当说,白寿彝《〈大学〉研究》对于《大学》的概述有较大的合理性,而且概念明确、思路清晰,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大学生而言,实属不易。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该文仍然可作为研读《大学》的参考。   据《白寿彝先生撰述目录》所述,笔者核实1930年前后,白寿彝还先后在梁漱溟主编的《村治月刊》上发表了《孔子哲学》、《孟子哲学》,在自己创办的《晨星》半月刊上发表《老孔墨思想的产生》等文。由此可见,白寿彝早年对先秦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作过研究。   白寿彝于1929年大学毕业后,同年9月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他在黄子通的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以朱熹研究为专题。直到23岁研究生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把研究朱熹当作自己主要的学术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白寿彝后来回忆说:“当时是想做三件事。一件是朱熹语录的研究,一件是朱子文集系年的编撰,一件是写朱熹撰述考。对这三件事,我都尽其所能,认真工作过。”显然,白寿彝早年发表的《〈大学〉研究》等,应当是他日后从事朱熹研究的一个前奏。   当然,白寿彝后来转向了历史学的研究,并成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早年对于朱熹的研究,尤其是他最早发表的《〈大学〉研究》逐渐被淡忘,一些研究成果甚至散佚,乃至于他的《〈大学〉研究》一直未被学界注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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