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以求,无怨无悔——《十三经辞典》编纂手记

[日期:2014-05-10   来源:陕西师大报总第522期[2014-05-15]   作者:迟铎   ]

          

《十三经辞典》是一部大型专书辞典,依十三部经书分卷编写。每卷分为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两大部分。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均有《部首检字表》、《音序检字表》、《四角号码检字表》供检索;辞典正文前有该经书的概述,后附该经书原文以及历代研究该经书的参考书目、唐开成石经拓片(缩印件)。每卷前有《十三经辞典》学术委员会顾问、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写的序文。该辞典凡十五册,计三千万字。从200212月出版第一批五经开始,历时十年,已于2012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十三经辞典》中的《毛诗卷》、《孟子卷》、》《春秋穀梁传卷》《论语卷·孝经卷》于2004年获陕西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尔雅卷》、《尚书卷》、《周礼卷》、《仪礼卷》、《春秋公羊传卷》于2011年获陕西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十三经辞典》的概况。

 

缘起

酝酿编写《十三经辞典》,是在1984年。当时我们编写的《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已脱稿,《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是国家《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编写出一百六十种中外语文词典规划》中的一种。接受了任务之后,不知从何入手,曾请教过高元白先生。高先生说,他只知道黎锦熙先生组织过“大词典编纂处”编写词典,至于怎么编,他没有亲为。我们就白手起家,组织编写队伍,训练编写人员,着手做师大中文系历史上从未做过的工作——编词典。经过八年的探索、实践,按时交了卷。(这本书后来获得了中国辞书三等奖)。完成任务之后,近二十余位的编写人员失业了。我们珍惜这个有经验、有干劲的团队,于是寻找新的课题。开始有多种想法,经过反复权衡、商讨,编写《十三经辞典》的决定逐渐明晰起来。

把编写《十三经辞典》作为首选,是因为“十三经”是传世文献的始祖,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主干。它的内容博大精深,囊括了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中的精华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至今仍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十年动乱之后,一些国民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出冷漠、怀疑,甚至误认为这是国家落后的罪恶根源。我们知道,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能全盘西化,只能借鉴西方民主、科学的因素;也不可能割断历史,只能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特质,为我所用。而批判继承的前提是要了解传统文化,知道它是什么;然后要经过分析研究,知道哪些是要汲取的精华,哪些是要剔除的糟粕。而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重要地位。因而把体现儒家思想的“十三经”原原本本地介绍给广大群众,为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提供一个平台,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编写《十三经辞典》,在我们内心形成了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以后,随着读经、编写工作的深入进行,这种感觉愈加强烈,不能自已。这是其一。其二,陕西关中一带,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它亲历了经学的繁荣和发展,经历了经学的鼎盛时期。(《后汉书》中有郑玄事马融的故事,东汉时,北海高密人郑玄(郑康城),可谓通儒,今天有《三礼注》等传世,当时,他已饱学《京氏易》、《周官》、《礼记》、《左氏春秋》、《公羊春秋》、《九章算术》、《古文尚书》等。但他“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事扶风马融”,而“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其弟子传授于玄。问毕辞归,融喟然叹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由此可了解当时关中一带经学繁荣的一斑。)仍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安一带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著名的唐开成石经藏于西安碑林。不少国内外学者拿着自己的印本,前来核对漏误。凡此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似乎告诉我们编写《十三经辞典》我们责无旁贷。

此后我们将编写《辞典》的初步设想,向省新闻出版局、省人民出版社写了报告。198710月通过了省新闻出版局、省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论证,决定立项,并决定由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负责日常编写工作,同时上报新闻出版署,请求列入国家计划。此后在19904月该项目列入新闻出版署《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

 

艰难的跋涉

1987年底省上立项后,辞书编写的准备工作就全面铺开了。首当其冲的是筹措资金。由于没有经费,编辞典用的稿纸是学林先生厚着脸皮向校内各机构的熟人、他的已毕业留校工作的学生索要的,所用卡片是学校印刷厂的下脚料裁制的,更不要说购买图书,添置资料了。

第一笔资助来得很意外,我赴香港探亲时,遇到了喜爱传统文化的实业家朱恩馀先生及谢玲玲女士,他们非常喜爱传统文化,谢玲玲女士读过英文版的《周易》。第一次见面,当他们得知我们要编写《十三经辞典》时,认为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并表示“很想帮助你们”。我立即将此消息告知国内,大家非常兴奋。两三个月后,两位就专程来我校,签了协议书。他们回港后,很快就寄来了捐赠函,表示愿意捐赠编写费用七十二万元。这笔费用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它是甘霖,是乳汁,使得我们这部机器终于有了足以运转的动力,可以开动了。在这里我再次向朱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十三经辞典》已列入新闻出版署规划,新闻出版署的有关通知中,要求各省将规划中的项目作为本省的重点工程,认真组织实施。学先生认为省上应该出资支持。他想方设法,五次三番找到陕西省委主管文教的牟玲生副书记,他感动了牟书记,说服了牟书记,得到牟书记的支持。牟书记主持召开了省财政厅长、省委宣传部长、省出版局长、人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会议,商量资助事宜,最后决定资助一百万元。19931231,这是当年财政拨款的最后时限,学先生将省财政拨款批文的四个领导一个个找到签了字后,拿着有效的批文,长吁了一口气说,现在咱们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编辞典了。至此完成了资金的筹措。

其次,组织编写队伍。学林先生凭借他的社交能力以及诚恳和热情邀请了北京的刘尚慈先生,成都的高树操先生,甘肃的胡大浚教授、汤斌教授、新疆的饶尚宽教授加盟。这些先生都是学有所成,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对编写辞典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辞书编纂研究所,除了刘天泽先生以外,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系统读过经,哪怕是1903个字的《孝经》也没读过,我们接触到的只是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中读过节选的《论》、《孟》、以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郑伯克段于鄢”等等。所以当周围的同志知道我们要编写《十三经辞典》时,一些人说,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经,凭什么编《十三经辞典》?就是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只穷一经、两经,你们凭什么搞“十三经”?“真是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因而劝诫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嘲讽者有之,也有人等着看笑话。偏偏学林先生不信邪:“十三经”是汉字写的,我们就不怕,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就钻研。谁天生什么都会?还不是学来的。不读书,不学习,寸步难行。颇有点“无知者无畏”的劲头。他还说,我们不仅要编《辞典》,还要造就一批经学家,还要出版有关经学的著作。就这样,在学林先生前瞻性的胆略和执着之下,没有经学专家头衔的主编,领着一群未系统读过经书的我们,在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征程。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我们是较早的把电脑作为辅助手段,应用到辞书编纂工作中的单位之一。在编写《虚词词典》的过程中,我们饱受了手工业作坊的苦头,抄卡片,誊稿子侵占了大量的研究时间。所以当学先生参加学术会议,同台湾学者交流时,获得了用电脑整理古籍的信息后,就萌发了用电脑辅助编纂辞典的念头。1988年就使用省出版局立项的拨款,购买了两台电脑,并寻求到合作伙伴,开始了编制软件,建立字库等工作。以后又不断更新,逐渐完善,有了自己的技术力量,为《十三经辞典》的编写提供了科学手段。

     在制订编写凡例,规划编写蓝图,试编样稿的过程中,遇到最尖锐的问题是《辞典》编成什么样子?如果编成一般的语词辞典,那已经有收词更为广泛的《汉语大词典》在先,我们再做没有任何价值;如果编成《儒学辞典》一类的书,涉及到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诸多问题,脱离了我们的专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符合我们动议的初衷。经过反复讨论、切磋,最后在辞典模式上定位为文献专书辞典。就文献专书辞典而言,当时已有《诗经词典》、《红楼梦大辞典》、《三国演义辞典》、《金瓶梅词典》等问世,以文献专书命名,这是这类词典的共性,但因其宗旨各不相同,因此,收词、释义等词典要素差别很大。我们编写《十三经辞典》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要进行语言研究,展现出这部专书语言的使用状态;二是肩负着帮助读者读懂经书的任务。

为了实现我们的预期,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与编写实践,从形式到内容形成了《十三经辞典》自己的特点:

第一,就收词而言,穷尽式地收录各部经书的全部词语,并显示其频数。这种做法,不是我们的创新,但我们不仅显示词频,我们还要通过分析、归纳、整理、描写,为每一个词在语音、词汇、语法范畴内找到合适的位置,就是说还要显示其字频、音频和义频。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辞书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其字频、音频、词频、义频一一统计,这需要对词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反复分析、归纳。它不像写论文、编教材,讲课、搞研究,只选择典型的例证,说不清楚的,非典型的,回避就是了。我们的《辞典》不可以回避、不可以遗漏专书内的任何语言现象,对每个词的词性、读音、意义,都要给个“说法”。这样的编纂工作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这样做的意义在于,这些看似枯燥无味的频数,传递给我们的正是一部专书使用中的词汇、语音、语法、词义活生生的信息,这不仅使我们准确地认识这部专书的语言使用状况(也就是断代语言状况),如果将它置身于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他又是一环不可或缺的链条,为系统的语言研究提供素材,就是说他有较为深远的后效应。这正是我们的用心所在。

第二,划分词类,标注词性。这是辞书界经过多次讨论正在尝试中的课题。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给划分词类,标注词性带来困难。我们在《辞典》中尝试性地划分了词类,标注了词性。作为专书辞典,我们标注词性的特点是:根据专书词语的使用状态进行标注。这样这部专书中词的组合能力以及在句子中的位置,通过标注词性就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人们认为非常规的语言现象,比如今天人们称为“词类活用”的词,我们呈现给读者的是它鲜活的原始状态:用作动词,作谓语,就标注为动词;用作名词,做主语、宾语,就标注为名词。辞书理论家苏宝荣先生说:“为了全面地说解词的功能义,重点是对词在非常规功能下的词义进行全面的探求、归纳与分析。这是辞书编纂中一个具有语义、语法双重属性的新课题。”我们的作法,可以说是对这个新课题的探索。由于在辞书界标注词性带有尝试性,对于划分词类  没有统一的标准,难免对我们所标注的词性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有判断不准的情况,这些会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渐解决。

第三,词的音项、义项排列依频数出现多少为序。频数多的排在前。这是编纂辞书的形式问题,但这种形式,不同于一般语词辞典,有其特殊的意义。一般语词辞典所收的词是词的静止状态,其义项呈现为历时性的存在,所以其义项的排列按照本义、引申义的顺序,以显示词义发展的脉络。而专书辞典所收的词语,是特定环境、特定著作中的使用状态,其义项呈现为共时性存在。一般语词辞典同专书辞典的不同,正如黄侃先生所说的小学训诂贵“圆”,经学训诂贵“专”的状况。因而对于专书辞典而言,语词辞典传统的排序法已毫无意义。我们按照词在专书中的使用频数排其音项、义项,这样使用量化分析,以直观的方式,显现出该词在汉语发展的这一瞬间其读音、意义特征及组词造句的能力。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正是这一个个瞬间汇成的。专书辞典既表现出其一瞬,又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肩负着承上启下的独特功能,这正是专书辞典最有价值之处,也是汉语史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亮点。比如,一些语词辞典把“树”的名词用法“树木” 作为第一义项,而在《左传》中“树”出现17次,用作动词“植”、“立”义的13次,作名词“树木”义的4次。依照我们的频数排序法,动词义项应排在前。在“十三经”中《尚书》、《诗经》、《论语》、《孟子》所出现的“树”,均为动词用法,树立之义。可以说明,今天常用作名词的“树”,在在先秦时期主要用作动词。从《说文》等字书的记载及甲、金文的字形分析看,树的本义应该是动词。

以上三个特点所显示出的后效应是:为断代或系统的汉语史、词汇史、语法史研究提供了可靠、完备的素材,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资料。

第四,对于含有经义,表现儒家思想的关键词语、短句特别予以关注。因为我们的辞典还担负着解释经义,解释表示儒家理念的关键词语或句子的重任。如《论语》、《孟子》、《孝经》、《礼记》等书中表现儒家思想的仁、义、礼、知等方面的词语《周礼》、《仪礼》、《礼记》中表现各种礼仪及官职的词语;《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中涉及对《春秋经》微言大义的解释以及人物、会盟、战役的解释等等。还有一些字数较多的长词条,如“克己复礼为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对于这些关键词语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正确解释其内涵,说明该词语的渊源,历史地叙述其演变、作用及其影响,给以较为客观、科学的评价。这是《十三经辞典》有别于一般专书辞典的独特之处。还有比如“溃”、“叛”这类词指逃散,叛离之义,一般没有范围的限制,但在《公羊传》中有区别,“国曰溃,邑曰叛”,国民背离其君主而逃跑称“溃”,都邑中的民众叛逃称“叛”,必须区别清楚。《春秋经》中,记载诸侯国国君、大夫出国、入国的情况很频繁。《公羊传》中“复归”、“复入”都是重新又回来了的意思。但“出有恶而归无恶”称“复归”;“出无恶而入有恶”称“复入”。恶,恶行,指篡位、谋反之行。根据出入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用语。还有“不书”、“不名”、“不氏”、“不卒”等等。这都是《春秋经》中有“微言大义”的词,不能不出词条,不能不作解释,这都是一般语词辞典不予收录的。

以上这些特点增加了《辞典》编写的难度,加之“十三经”本身,一量大,经书原文近六十四万字;二时代久远,均为上古及秦汉时文献,阅读困难;三涉猎面广,思想深邃,牵扯到古代哲学、文学、政治、伦理、教育、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以及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等等诸多领域;四历代研究者夥,如汗牛充栋,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工作量,就令人瞠目。这些因素,就造成编写工作难上加难。

除了编写难度大以外,在2002年《十三经辞典》出版了四册五卷之后,出版及编写方面遇到了瓶颈,几乎濒于夭折。2009年陕西师大文学院将《十三经辞典》纳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中,帮助我们度过了出版及后期编写工作的难关。这里我们要感谢文学院的领导李西建院长,张新科院长,特别要感谢校原211办公室主任李继凯教授,是他建议并促成了这件事。还要感谢北京中和化德传媒公司的来兴国、王文成先生、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施以援手。特别要提出的是,陕西人民出版社耐心地陪伴了我们二十八年,经历了酸甜苦辣,并争取到 “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这里要感谢全平先生、禾毅先生。

从编写到出版历时二十八年,超过了五个五年计划。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圆满完成任务,是由于编委会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是由于全体参编人员的恪尽职守。比如《春秋公羊传》的刘尚慈先生,一丝不苟,编写质量很高,出版后得到广泛好评。特别应该提的是陕西师大辞书编纂研究所的全体成员,他们全身心投入。体验了常人无法体会的甘苦,二十余年来,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不求职称之升,不顾他人之议,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逐条编写,反复琢磨,反复修改,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当前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的社会中,更显出它的难能可贵。辞书所今天到会的有:白玉林,周淑萍、王明仓,李辉秀,李孝仓……。30余年来我们朝夕相处,没有一声道谢,今天在这里,我要深深地向你们鞠躬,感谢你们,没有大家的付出,没有大家团结奋斗的精神,不会有今天的结果。谢谢大家!

在我们聚集一堂进行总结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辞书编纂研究所原所长、《十三经辞典》主编刘学林教授,他是这一课题的发起人,他为辞典编写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在编写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之际,学林先生突发心脏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成全了《十三经辞典》。语言学家何乐士先生说:“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从《十三经辞典》的编撰队伍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这是对学林同志的赞扬也是对所有编撰者的最高褒奖。

 

终结

《十三经辞典》十五册出齐了。大幕落下了。此时此刻,历经二十八年磨难的我们是一种什么心情?《尚书卷》主编臧振教授在《尚书辞典》定稿后有这样一段话:“嗟我同仁,十余年来付出了惊人的劳动:辨析字义,讨论分歧;‘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今天《十三经辞典·尚书卷》总算杀青,我们轻松的心情难以言表。或许,因为其不算论文也不算专著,我们自己从中得不到什么实惠;或许因为我们水平有限,贻笑大方之处在在皆是。然而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我们自信是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工作,上对得起师长,下对得起学生;同时也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尽了我们的一份绵力。”说得多么好!臧先生这未加雕饰的直白,道出了全体编写人员内心的真情:确实我们只是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事,实现了我们的梦想。

经过了二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团队中一些成员故去了,一些成员退休了,可喜的是年轻的成员成长起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取得了博士学位,活跃在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成为学术带头人或主力军。《周易卷》的主编党怀兴教授现已是博士生导师了,就不详细介绍了。《孟子卷》主编周淑萍教授,师从张岂之先生为中国思想史博士,为陕西师大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室的学科带头人,她著有多部有关孟子及儒家思想的学术专著及论文,承担多项国家研究课题,成为圈子中小有名气的学人。《礼记卷》副主编杨雅丽教授,就职于长江师范大学,为该校某学科的学科带头人,著有多部有关《礼记》的专著及论文,多次为重庆地区的高校、党政机关、企业,讲解传统文化,影响颇大。《左传卷》的副主编王琪教授,师从黄金贵先生为汉语史博士,现就职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出版了不少有关传统文化的专著及论文。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大都从《十三经辞典》编纂中得到启蒙和熏陶。

我们还把《十三经辞典》每卷前由各部书的主编或副主编书写的概论,汇集成册,名为《十三经概论》,作为高校教材。陕西师大的《十三经辞典》编写人员,还为文学院全体硕士生开了“十三经概述”的课程。真正是:编写了一部书,培养了一批人,丰富了教学内容、推动了学科发展。二十八年,值!

更为欣慰的是,今天我们部分参编人员在一起画了一个句号。有甘书记、先生、赵校长及各位来宾见证,这是我们的荣幸。句号是终结,但也代表新的征程的开始。还有修订等更加艰辛的路,摆在我们面前,继续前进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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