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十三经辞典》琐记

[日期:2014-05-10   来源:  作者:党怀兴   ]

《十三经辞典》终于编写完成了,有些事如在昨日,有些话不能忘记,用拙笔记下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第一次接触编纂《十三经辞典》一事,是1984年硕士在读的时候,刘学林、迟铎老师刚刚编写完国家辞书规划项目《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拟议编写《十三经辞典》,在当时老校区办公楼三层,我们有过无数次的讨论,拟定初步编写方案,申报国家新的辞书出版规划立项。1990年《十三经辞典》与《十三经词语索引》列入经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并被列为陕西省重点工程。应该是198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还是在办公楼刘学林老师的办公室,第一批愿意参与《十三经辞典》编写的老师们开会,确定分工,记得当时是个人领报:刘天泽、曾志华、司少华老师负责编《诗经辞典》,刘学林老师负责《孟子辞典》、《孝经辞典》,迟铎老师负责《尔雅辞典》,韦建培、王楠老师负责《尚书辞典》,王明仓老师负责《礼记辞典》,李辉秀老师负责《论语辞典》,白玉林老师负责《周礼辞典》,吕培成老师负责《仪礼辞典》,裴让老师编写《左传辞典》,关会民负责《榖梁传辞典》,我本想编写以前接触过比较熟悉的经书,刘老师说不行,没有人选《周易》,你就编《周易辞典》吧。有个别经书没有人负责,后来不断又有调整补充,请中华书局的刘尚慈老师负责《公羊传辞典》,西北师范大学的胡大浚老师负责《周礼辞典》,汤斌老师负责《仪礼辞典》,西北大学的马天祥老师负责《论语辞典》,新疆师范大学的饶尚宽老师负责《榖梁传辞典》,四川民族大学的高树操老师参与负责《左传辞典》,再后来就又有陕西师范大学的臧振老师参与负责《尚书辞典》,常金仓老师参与《礼记辞典》,胡安顺老师参与《左传辞典》,还有许多年轻人作为副主编、编写人员参与其事,等等,《十三经辞典》编写队伍不断壮大。

19881220在学校召开的《十三经辞典》编写工作会暨经学讨论会标志着辞典编写工作的正式开展。记得这次会议是在老校区办公院老工会大楼二层会议室召开的。在这次会上,刘学林老师讲了自己的宏伟设想,像编写古汉语虚词词典一样,要从不会到会,继续学习,对儒家经典十三经,没读过就读么,不会就学么。啥都是人学的,不学当然不会。他还构想,在不远的将来要把陕西师范大学建成全国的经学基地。我校老校长郭琦先生在讲话中说:要编《十三经辞典》,刘学林“胆大包天”,但确实干了一件值得赞扬的大事,他还讲了编纂这样的辞典如何如何重要等等。

接下来开始了辞典编写的艰难起步。一是没钱,二是具体编成啥样子,像两座大山一样摆在了刘学林、迟铎老师面前。困难一个一个解决。刘学林、迟铎老师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第一,尝试用计算机编写辞典。在1988年,利用计算机编写辞典,有些人还颇不以为然,这是我们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的一大创举,当时计算机还为稀罕之物,价值昂贵,国内许多人还没有摸过。刘学林老师把筹措到的第一笔经费用来买计算机,这在当时是需要魄力的。

第二,先从编写《孟子辞典》开始探索。老师安排我先划词,然后安排专人输入计算机,一遍一遍地划词,一遍遍修改完善。记得辞典所当时的机房还在老办公楼,外间坐人,里间放计算机,空间狭小,但工作就在此间有序进行着。后来搬到了教学七楼八楼的附楼,条件大为改观。当时边划词边编写样稿,虚词如何编,实词如何写,特别是含经意的词句如何解释,解释到什么程度较好,颇费斟酌。有了样稿,再来反复修改辞典的体例,直到体例定稿。

第三,筹措编写经费。刘学林、迟铎老师夫妇俩南下北上,积极鼓与呼,校外校内,不断宣与传。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师的宏伟壮举,感动了香港慈善人士实业家朱恩馀、谢玲玲夫妇,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感动了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他们为辞典编纂划拨了巨额经费。

然而,过度的操心与劳累,在1994年元月18日,刘学林老师正会见台湾客人,谈文化合作事宜,突发心肌梗塞,19日凌晨,病魔夺走了正在工作中的恩师刘学林老师的生命,全校上下、辞书学界为之震惊与惋惜。

老师去世了,《十三经辞典》编纂工作如何办?是半途而废?还是继续进行?这是当时摆在大家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刘学林老师为辞典编纂组建了各种委员会,筹措到了经费,开了一个好头。但他的突然逝世,使我们一时群龙无首。是刘学林师的夫人、我们的师母、敬爱的迟铎老师挑起了这艰巨的重担。迟老师本是书斋里的学者,不善外交,她与刘学林老师并肩编写虚词词典多年,两人内外分工、夫唱妇随,取得了一系列得到学界高度评价的成果:《常用文言文词典》《古汉语虚词用法辞典》《古文观止辞典》《千家诗辞典》《古汉语语法》等等。在迟铎老师的带领下,大家继续着老师未竟的事业。我们几位(白玉林、王明仓、李辉秀、周淑萍、关会民老师,还有刚留校不久的王楠、李孝仓等)立即协助迟老师开展辞典编写相关工作,继续完善辞典样稿以及凡例。记得我把划了几遍的《孟子辞典》划辞稿交了后,应该是1994年的暑假,迟老师、白玉林老师、我、关会民四人,一起逐字逐条讨论《孝经辞典》稿,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学习《孝经》,对“孝道”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一个暑假的劳动,《孝经辞典》正式定稿,也为其他辞典的编纂确定了基本的框架。

刘学林老师的钦点下,我勉为其难开始了《周易辞典》的编写。我接触《周易》,是在1985年的冬天,易学大家福建师范大学黄寿祺先生来校讲学,先生还亲自推演了一卦,从此我知道了神秘的《周易》。所以,老师让我编《周易辞典》,是很不情愿的。为了让我们这些以前很少接触经书的年轻人学习经典,老师颇费心思,1988年专门聘请了校内一批经学学养深厚的老先生做我们的学术顾问(很伤感的是,《十三经辞典》出齐了,这些老先生大都辞世了),《周易辞典》的学术顾问是当时已经76岁高龄的辛介夫先生。我一有问题,就向辛先生请教,先生诲人不倦。先生后来还给文学院的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的学生讲授《周易训诂研究》(先生后来在陕西师大出版社也出版了同名之书),我就跟着先生学习请教,直到2007114先生逝世。我从上本科时就随先生学习《古代汉语》、《说文解字》研究,后来一直追随先生读书学习。而从1988年开始跟先生学习《周易》到先生2007年逝世,19年间,课上课下,就《周易》的释读研究,《周易辞典》的编纂诸多问题,时时请教,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先生循循善诱的精神,至今令学生感念不已。先生逝世后,我继续着《周易》的学习与研究,参与《十三经导读》课程,并主讲《周易导读》,其间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并向王宁先生请教有关问题,上课工作之余继续着《周易辞典》的编纂工作。《周易辞典》的初稿在2002年就完成了,但是审稿统稿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来是编写者提供的初稿水平参差不齐,二来许多问题还要重新研究。我与刘保贞、马新钦两位副主编,网上交流,反复讨论,几易其稿。几个寒暑假,我闭门苦读深思,编写、重写、审定《周易辞典》稿,有时为了一个词条而数日寝食难安,每每遇到困难,就会想起西谚: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不要让他蹲监狱,让他编词典吧!有几次都想放弃,为什么要做这苦差事呢?想到已经编完的其他卷辞典,想到因为我而使《十三经辞典》不能成为完璧,更想到逝去的刘学林先生,想到为辞典编写而孜孜不倦、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迟铎老师,我就又打起精神,投入到了编写工作中。直到2012年底交稿,前后24年,我其实很忐忑,《周易》是玄学著作,古今注疏不计其数,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古人讲皓首穷经,而我的《周易》学习与研究才持续了24年,自认为易学修养还不够深厚,尽量自圆其说,其实一些问题还没有彻底研究清楚,以两说并存的方式在辞典中呈现以待贤哲。然而,知也无涯、学无止境,易学研究仍然将是我今后一个主要的科研方向,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对《周易辞典》进行修订,以瑧完善。

谈到《十三经辞典》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说学校把《十三经辞典》列入“211工程”建设项目一事,因为这是助推《十三经辞典》完成的重要因素。学校进入“211工程”重点大学建设行列后,要设立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在时任学校211工程建设处处长李继凯教授的建议下,文学院把《十三经辞典》列入了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并在研究经费上给与大力支持,几乎断炊的《十三经辞典》编委会因此而有了气力,学校、学院、编委会齐心协力,李继凯处长、李西建院长、张新科副院长逢《十三经辞典》负责人就问进展、就催交稿,迟老师总揽其事,老师处理协调,终于在2012年底全部完成了建设任务。

编写《十三经辞典》是辛苦的差事,而且没有稿费,最初还不算科研成果,但是大家还是在不断地按照编委会的要求编稿子,一遍一遍地修改,一本一本完成。2002年《十三经辞典》(《毛诗卷》《论语卷》《孝经卷》《孟子卷》《春秋榖梁传》)正式出版,其实能出版就不错了,从1988年开始编写到见书,已经过去了14年,书出版了,但是稿费少得可怜,迟铎老师拿到了一位编写者的100元稿费,实在不好意思给人家,没有办法,她老人家硬是拿出自己的100元凑成了200元稿费。这就是现实。《十三经辞典》中只有《左传辞典》《周易辞典》《仪礼辞典》三部因为列入到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才有了稿费,分到每位编写者手中也就1000多元。既然如此,这么多人还执着于编写《十三经辞典》究竟为了什么?说得高尚一点,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完成刘学林老师的未竟事业,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感动于迟铎老师的坚持与毅力:从刘学林老师逝世那一刻起,迟铎老师就接过这副重担,就不打算放弃,迟老师的道德文章,无可挑剔,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迟铎老师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一面旗帜!3000万字的稿子,她几乎都要过一遍,不然不放心,有的稿子几易其稿,青灯黄卷,焚膏继晷,那是需要怎样的体力、心力、智力的苦差事啊!有时候还要受不被理解的委屈,我们有委屈可以向她老人家倾诉、抱怨,而她呢,无人可以诉说!只能默默承受!出版家陈原先生曾经说过,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它是圣人干的。编《现代汉语词典》的韩敬体先生说:“我们干的就是‘圣人的苦役’。”(参《中国新闻周刊网》)是的,迟铎老师就是我们心中的“圣人”!

当前讲中国梦,师大梦!迟铎老师曾感慨地说:“完成《十三经辞典》是我一个梦。我希望梦想成真。”为了一个梦,在迟铎老师的道德文章的感召下,《十三经辞典》编委会同仁通力合作、踏踏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了28年,最终梦想成真!可喜可贺!也可以告慰刘学林老师的在天之灵!

跟随老师28年的辞典编写经历,也培养了一批从事经学、词典编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批人才,这也是人文社科研究值得总结的经验。

人文社科研究,更多的是要坐冷板凳,要出大成果,更要板凳一座十年冷。28年的耕耘,值得记忆的东西很多,我只记下了一鳞半爪,是为琐记,用以纪念这奋斗的28年!

                                              201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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