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古今谈——论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日期:2014-09-26   来源:光明网  作者:子曰文化曹雅欣   ]
论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提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基于此,儒学在历史上的向上向美之功,在今天的继承与发扬之法,本文在此概说一二。 (一)儒学在历史的发展 儒家文化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并非生而高贵,它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和验证过程,尤其是经过了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才形成了今天的儒学风貌。 首先,是春秋时期孔子的开创和战国时期孟子的完善,在先秦时代确立了早期儒学。孔子学术的核心思想是“仁”,他首开私学、传道授业,虽然也曾在故地鲁国为官、虽然也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以图宣扬治国理念,但在生前,他的学术思想于政治上并未成功施行,此时的儒家学说,只是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术门派,陈述一家之言而已。所以孔子生前最伟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以及培养了弟子三千,使儒学拥有传承衣钵的学生、具有将学理发扬光大的基础,这是儒家教育远远高明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朽之处。自孔子后,儒学经由曾子、子思等人而传至孟子,孟子继承着孔子“仁”的正统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仁政”理论,孔孟思想于此时形成了儒家道统,在诸子百家中蔚然大观。 孔孟儒学,虽由孔子、孟子以毕生之力奔波于各国朝堂及讲堂传播,终究也只是文化个体的民间行为。而汉武帝时期的学者董仲舒,比较诸子的得失优劣、崇尚儒家的治国之道,认为理政治国、育民教子,以遵循儒学为佳。所以他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进而将儒家思想提升为治国纲领、推广为正统学说。儒学自此时起,真正将学术与政治联系到一起,将为学与治国联系到一起。这是儒家学说经过进一步的吸收、阐释、发展,开始了儒学的政治化。 第三个重要阶段,是宋代程颐、程颢、朱熹等儒学大家经过选择性地吸收不同学派的思想,而形成了理学体系。尤其是朱熹,为儒家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注释,使这四部书成为官方钦定的“四书”,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这就将儒学益加巩固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但凡读书人,必读儒家经典;但凡举子,必为孔门弟子。至元代,蒙古族统治下的中国虽一度废除科考制度,但知识分子并未就此废弃儒学的教化,及至明清两代的科考,必从儒家“四书五经”中选题、必以八股文形式解题、必依朱熹《四书集注》而“代圣人立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学于思想领域的一统天下达到极致。 在程朱理学之外,宋明时期还发展出了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知行合一”,是“致良知”之学。继承心学的大儒很多,他们学以致用、成就不凡,比如明朝赫赫有名的一代首辅徐阶。 清末曾国藩,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于理学、心学皆有吸收、遴选和发展、应用,并且真正实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修己达人,经世致用,武能治军,文能安国,被评为是清代“中兴第一名臣”,更被誉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而毛泽东也曾高度评价曾国藩:“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自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学者将西方思想辩证吸收进本土儒学,在这种思辨之中,产生了新儒学,“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 以上是儒学在历史上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二)儒学在社会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由民间学派上升为官方指定学说,由一家之学完善为社会主流思想,后又经“五四”时期以来的西化思潮与批孔运动冲击,渐渐式微至人们心目中的腐朽旧说。其实,儒家思想长久以来被认作中国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是有其充分必要性的,也是经过了历史严苛的检验。 首先,从个人层面看,儒家学术理论,是一种最容易去践行的指导思想。儒家提出的理想虽高远,但实践方法十分朴素,所谓“道不远人”是也。比如《论语》开篇一句“学而时习之”,学到了知识还要去践行它,这样简单易行的理论就是孔子对门生修习君子之学的教导——学以致用,这种理论高深难懂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当下做起、都有章可循的吗? 再比如对于“爱”的践行,墨家的“兼爱”观,认为爱无等差,博爱天下应当等而视之。然而这种理想虽然高尚,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实现,人们怎可能做到对亲人、对陌生人都报以同样的爱呢?相比之下,儒家告诉人们“泛爱众,而亲仁”,作为仁者,虽然广泛地爱护众人,但是首先亲近仁德的人,这就有了先后顺序、有了主次亲疏之分,使人能够照着入手去做。 再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及”字,就提出了一种由先爱自己的老幼亲人、再以此为参照去推己及人地爱别人的老幼亲人这样一种推衍性,儒家的爱有等差,正是说明了一种美好理论的可操作性。 而儒家的“八条目”更是具体,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地设定出了内修己身、外治家国的步骤和方法。可以说,儒家学说,真正实现了以文化人的教化作用,是中国君子养成的成功学典籍。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是一种提倡入世的、有为的、积极投身社会的思想,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与佛家的看破红尘相比,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鼓励莘莘学子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贡献自我,可以说,儒家从创立之初,就始终是在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这种人才,是“常以天下为己任”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 就拿中国本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儒道两家对照来说: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而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崇尚个体意志、追求超脱世外,儒家推崇集体精神、担负家国天下。所以儒家知识分子是为构建仁爱社会、和谐社会、礼乐社会、大同社会而奔走呼号的行者。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儒道两家角色的分化:面对社会的乱象,老子一骑青牛西出函谷关独善其身逍遥世外,而孔子领芸芸弟子驾车奔劳周游传道,不顾己身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就是儒者,他们也许是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理想,虽“人不堪其忧”,但是“不改其乐”!儒者为学,为自强不息、报效社会;儒者为人,是推己及人、修己达人;儒者为事,愿为国为民、兼济天下。 再次,从历史阶段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适于治世的、成就盛世的、稳定社会的、化成天下的思想理论。我们回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每当一个朝代进入到稳定时期、盛世时期,国家一定会重新强调起以儒治国、以文治国,这是经过多次实际检验的历史发展规律,就连那些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如元朝、清朝,经过一段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思想碰撞,最后也不得不回归到儒家治国方略。儒家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和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和仁者无敌,它是一种进取型的、维稳型、秩序型的、中和型的文化,特别适用于个人的平稳上升、社会的稳步发展、国家的安定和谐、世界的和合万邦。 当今,我们的国家经过政权稳定、经济发展,也进入到了文化复兴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文化繁荣的时代命题。此时,儒家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精华部分、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部分,也随历史规律又一次苏醒在我们的社会中,它以古为今用的智慧传承,滋养着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比如,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既承袭着儒家学说的智慧基础,又融入了社会主义的时代需求,是一种涵古纳今、承前启后的价值导向,也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一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三)儒学在今天的世界 儒家智慧贡献给我们一系列概念,比如“仁义”,既提倡仁爱,又强调要在正义的范畴内施行;比如“学习”,既提倡学习理论,又强调实际践行;比如“孝悌”,既提倡在家里孝顺父母,又提倡在社会兄友弟恭;比如“礼乐”,既提倡礼以节人、规范秩序,又强调乐以和情、安和内心;比如“中庸”,既提倡用中道、不极端,又强调保持自我、和而不同。 而儒家在当今最有实践意义的思想之一,就是“忠恕”,它不仅是历史贡献给今天的,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忠,是中人之心,尽心待人、忠于本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如人之心,推己及人、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是要极尽所能,“恕”是要量体裁度,所以“忠”与“恕”,与“仁”与“义”一样,是一对相互辅助又相互制衡的概念。忠,就是尽己之心,去付出和助益;恕,就是待人如己,去换位和体谅。 这样的理念,在今天听来,令人格外动容。这些关乎体谅、诚恳、理解、尊重的品质,随着历史河流的向前推进,常常是越来越沉入了河底,其踪杳杳。所目当今世界,矛盾一点就着,战争一触即发……都是因为“忠恕”这个看起来陌生的概念,实在是被我们遗忘太久了,忘了曾经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一群知识分子,他们虽不同而和、虽不比而周,他们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难,他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们尽管性情不同、出身不同、成就不同,但是在“忠恕”的感召下,都践行着儒者的光荣与梦想,体察万物,悲悯苍生。 而“忠恕”确实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在今天提供给世界的智慧准则。早在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周恩来总理为联合国大厅带去了孔子的两幅语录,其一是“以和为贵”,另一条就是关乎“忠恕”的解读:“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请教孔子,是否有可以让人终身依照的一句话准则?孔子便回复给他这一句照亮万世的格言,这一句将中华文化的堂堂正气昭显于联合国面前的行事信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可见,“忠恕”正是对“和谐”的达成,而“忠恕”也不仅是古代知识分子个人修为的守则,更是当代政治风云涌动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准则。 比如,旷日持久的巴以战争,是宗教信仰的冲突;以美苏为首的东西集团冷战,是政治形态的冲突;国内的贸易顺差与国外的反倾销举措,是经济体制的冲突;文化输出与文化侵略的论争,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代沟,是价值观念的冲突;旧有事物对创新态势的打压,是思维模式的冲突……所有这些文明的冲突,究其避免和解决之道,都可在“忠恕”的心态中寻找答案。如此,就不会再用固执去拒绝异类、用偏激去反对异见、用自大去打击新生、用霸权去迫害弱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提出:“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所以,纵观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今天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使我们更应具备一份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中国智慧,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文/子曰文化曹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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