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导读

[日期:2009-03-20   来源:  作者:   ]

《孝经》是中国第一部伦理道德专著,全书共十八章,一千九百零三字。篇幅虽小,却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儒家所倡导的“孝道”思想,分别叙述了在“事亲”的前提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应遵守的“孝道”及推广“孝道”的方法和步骤,同时对以“孝”修身、治家、治官、治国的目的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一、“孝”的产生、发展及《孝经》的形成与研究的历史状况

 

 ()孝的产生、发展及《孝经》的形成

 

“孝”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究竟产生于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产生于原始社会,其理由是原始氏族公社,无论是母系氏族还是父系氏族,母亲或父亲的权威都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威的建立,必然要求晚辈对长辈的信赖和自觉服从。特别是到了父系氏族公社,随着家庭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也就有了按父亲血统继承财产的问题,这时父亲要求子女对自己尽“孝”;子女为了获得财产继承权,也必然会对父亲克尽孝道。(君达《试论中华民族孝的传统美德的批判与继承》,《学术论坛》1984年第5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原始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孝”的观念,因为那时的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以采集野果草实充饥,或集体共同渔猎享用。当遭外族或猛兽侵袭时,只有集体抵抗,方能生存。这时的人们崇拜力量和勇敢,视力大勇敢为美德。所以,年轻、健壮、刚强无畏的人被尊敬;而年老、体弱、怯懦的人,不仅得不到尊敬,甚至还会成为牺牲品。(张琳《漫谈“孝”的道德》,《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

 

如何对待以上两种意见?它们均出于推测,无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佐证,我们不敢姑妄论之。但是,只要翻开有文字以来的最早的历史记载,我们虽没有发现殷商时代用“孝”字来概括“孝道”的实例,但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殷商时代厚葬的习俗,如湖北黄陂盘龙城东墙外李家嘴的丙种中型墓“李”M2,随葬的器物,仅铜器就有六十三件,还有玉器、陶器和木器等;此墓还发现殉人三具。河南安阳小屯墓M5,据统计有青铜器和玉石器各约四百余件,骨角牙器,亦达二百余件,海贝六千余枚;小屯墓的椁顶及其周围就殉葬了十五人之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从甲骨卜辞中,也可以看到殷商时代人们尊祖、敬宗的活动记录。譬如:

 

    (1)辛巳卜,其告水入于上甲,祝大乙,二牛,王受又。(《粹》148)

 

    (2)召方来,告于文丁。(《甲》810)

 

    (3)贞,祖丁若,贞,祖丁弗若。(《乙》3422)

 

殷人对祖先的这种厚葬及虔诚的祭祀活动,实际上表现出对祖先的崇敬、孝敬思想,其目的是为了求得祖先亡灵对自己的庇护和保佑。

 

《礼记·表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思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说明向祖先卜问,对祖先进行祭祀,更多地是为了祛灾、除祸、求福,希望永远保持世袭统治的地位。

 

尽管从殷人对祖先态度看,虽不同于周人的“孝”,但却有了周人“孝”的某些内容和活动。从孝慈的伦理观念方面来看,殷人在这方面虽然表现得朦胧、淡薄,但却可以认为是“孝道”思想的萌芽阶段。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把“孝”作为伦理道德的标准,用它来概括“孝道”的内容,这是由周人首先提出的。西周典籍及青铜铭文中就有关于“孝”的记载:

 

  (1)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

 

    (2)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3)用追孝侃前文人。(《井人钟》0056)

 

周人对祖先的虔诚祭祀,其目的同殷人一样,也是为了得到祖先的保佑,以达到世袭统治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讲,应该说周人继承了殷人“孝道”的思想,这也是西周时期“孝道”的主导方面。《国语·周语上》所谓的“言孝必及神”,《国语·鲁语下》所谓的“各致齐敬于皇祖,昭孝之至也”,正是这种现实的概括。上引三例,不仅反映了周人对“孝养”的重视,对“孝道”的发展,而且预示着“孝”的内容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便是由对死者的祭祀、祈求鬼神的保佑,向善事父母、孝敬活人的方向过渡。

 

这种过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周初汲取了殷亡的教训,一方面看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因而,在建国初期,特别重视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有了史家所谓的“成康之世”;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人”的繁衍教育同父母息息相关,家庭的稳固,同社会的安定息息相关。所以,“孝”就增加了“善事父母”的内容。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旧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固有的天命、神权等观念发生了动摇,人的价值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逐渐从对虚无的天神世界的期望,回到现实生活中。所以对祖先的虔诚祭祀、祈求保佑的观念已居于次要地位,而“父慈子孝”却成了这一时期“孝道”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左传》的隐公三年、昭公二十六年和《国语·晋语》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仅《论语》一书,孔子论“孝”的言论就多达十四处。分析孔子的这些言论,我们认为,孔子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孝道的完善和丰富作出了贡献。

 

第一,强调“敬”在实行“孝道”时的重要性。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是孔子论“孝”的核心,也是孔子所赋予“孝道”的不同于前人的新内容。

 

第二,强调“不违”。他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第三,把“孝道”推向社会,并上升为治国安邦之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第四,强调“孝”和“忠”结合。他说:“孝慈则忠。”(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将 “孝”推广到社会以后提出的一种做人的原则,绝非后世所谓的“忠君”之意。

 

第五,“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标准,不只限于一般人,而是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

 

到了战国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学说,主要表现为:其一,孟子提出“亲亲”的“孝道”原则。孟子所讲的“尊亲”、 “事亲”、“得亲”、“顺亲”都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的。其二,孟子把孔子所倡导的“孝”,扩充为评价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他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又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其三,孟子还极力反对“不孝”,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的箴言,并历数了世俗所谓的五不孝:“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

 

除《孟子》外,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大戴礼记》、《礼记》乃至《荀子》中,都有不少论证“孝道”的言论。

 

由于儒家学派对“孝道”的重视和倡导,专门阐述儒家“孝道”的专著《孝经》在战国末期便

 

应运而生,这部著作的问世,充分反映了儒家学派决心通过进一步推进“孝道”,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儒家“孝道”思想发展的必然。

 

《孝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八种。

 

1、孔子说。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2、曾子说。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

 

3、曾子门人说。宋胡寅:“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4、子思说。宋冯椅:“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指《孝经》)当成于子思之手。”(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

 

5、孔子门人说。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

 

6、齐鲁间儒者说。宋朱熹:“《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7、孟子门人说。近人王正己《孝经今考》:“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参见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四册)

 

8、汉儒说。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是书(指《孝经》)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

 

以上几种说法,皆可备一说。我们认为:《孝经》是孔子向曾子讲述孝道的言论,上古著书就是口耳相传,孔子应是《孝经》的当然作者。《孝经》的最后成书是经过孔子、曾子的弟子归纳整理,记录而成的。

 

《孝经》的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末期,至少不会晚于《吕氏春秋》(公元前241年修成)。因为《吕氏春秋·察微篇》和《孝行览》中均引用了《孝经》。

 

《孝经》的“经”,和《诗》、《书》、《易》称“经”不同。《诗经》、《书经》、《易经》是汉人把儒家著作奉为经典后加上去的,《孝经》的“经”是“原则”、“方法”的意思,并非后人所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皇侃〈孝经皇氏义疏〉》:“经者,常也,法也。……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吕氏春秋》中已明确引用《孝经》这一名称,可见它在成书时就是如此。

 

 ()《孝经》研究的历史状况

 

《孝经》一书,从成书之日起,绵延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东汉蔡邕在他的《明堂论》中,曾引用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文侯的《孝经传》。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同其他几部经书一样,《孝经》亦有今古文之分,相传古文有孔安国注本,今文有郑玄注本。自汉代以降,作为儒家的经典,历代君王推崇备至。汉文帝时,《孝经》不仅被列入官学,置博士,而且成为儿童识字以后的必读书。此后,帝王为之作注者,亦不乏其人:晋元帝作《孝经传》,晋武帝作《总明馆孝经讲义》一卷,梁武帝作《孝经义疏》十八卷,梁简文帝作《孝经义疏》五卷。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用今文本作《御注》,又于天宝二年(743)增补修订,作为定本,颁布天下;并于天宝四年(745)九月将《御注孝经》刻石于太学,即所谓的《石台孝经》,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宋代邢昺又为《御注孝经》作《疏》,即今通行的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孝经注疏》。继唐玄宗《御注》之后,又有清顺治皇帝《御注孝经》一卷,雍正皇帝《御纂孝经集注》一卷。又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关于《孝经》:“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凡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于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四家。”又据《清史稿·艺文志》统计,清代的《孝经》注本,有三十三部,七十四卷。

 

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这样说,自魏文侯至清,《孝经》的注本,有名可记者约一百六十二部,三百余卷,真可谓汗牛充栋,虽然这些注本大都亡佚了,但从中可以窥得历代皇帝和文人学士对《孝经》的重视和研究的盛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一书中对《孝经》亦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比其他各国进步得多,《孝经》里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样完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三十年间,对于《孝经》,学术界无人问津,不仅没有新注本,就连阐述“孝道”的论文,也少得可怜。可以说关于《孝经》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经书浅谈》一书,其中收集了已故学术界老前辈杨伯峻的《孝经》一文。杨氏在这篇文章中,对《孝经》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说:“《孝经》这部书,内容陈腐,文字简陋,实在值不得一读。”杨氏的这种评价,未免失之偏颇。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和“左”的思想对学术界的影响不无关系。有人总喜欢把“孝”和封建社会联系在一起,把“孝”和“封建”混为一谈,视“孝”为一切愚昧落后的根源,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正是有了这种误解,所以学术界就视“孝”为禁区,不少人怕抓辫子,怕打棍子,怕戴帽子,因而不敢贸然涉足。但是,铸成民族性格的“孝道”思想,并不因此而窒息。它作为人类的伦理道德,只要人类存在,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其内容会有所增减,但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思想永远不会变。

 

有关《孝经》的各种著述,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二十二至二百三十,收录详备。蔡汝堃《孝经通考》也有《〈孝经〉集目表略》。日本学者林秀一的《日本孝经年谱》(《汉学会杂志》第三卷第2),记述了《孝经》在日本的流传及版本,可参。

 

二、《孝经》思想内容的述评

 

《孝经》作为儒家学派专门阐发“孝道”的专著,它汲取了儒家先辈们论述“孝”的言论,加以综合和概括,使之成为儒家学派的“集大成”之作。下面,我们将从七个方面对《孝经》思想内容作一简要的述评。

 

第一,论述了“孝”的重要性。首章开宗明义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说明“孝”是道德的根本,教化的源泉。《三才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其大意是说“孝”充满于宇宙天地之间,是人的基本行为,具有永恒性。《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其大意是说,在天地之间,人最宝贵,最重要,而人的行为又以“孝”为最重要。至于本章所说的“父子之道,天性也”,有人认为作者的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这种看法,未必妥当。因为,这里的“道”是指父子关系和亲情;这里的“天性”就是指这种“关系”和“亲情”,是与生俱来的,谁也无法选择的。据此,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仅不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存在。至于有人说动物都有亲情,我们认为“亲情”是一种理性的表现,是人进行思维活动之后,才会产生的,这种把其他动物的本能和人的亲情混为一谈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也有人根据这两句话,认为《孝经》忽视了后天的教育,纵观全书,我们认为其立论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孝经》中有许多地方,不厌其烦地强调了对“孝”的推广,强调了对人的教化,这难道不是对后天教育的重视吗?《感应章》:“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其大意是说,实行“孝道”达到最高境界时,就可以与天地相通,相互感应,光照四海,无所不至,无所不通。这里强调“孝道”的重要,似乎无可非议。但对“孝”的作用夸大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从而给一个好端端的“孝”,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对于这种夸大,我们认为应当否定。

 

为了强调“孝”的重要性,《孝经》还竭力反对“不孝”。《圣治章》:“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其大意是说,对自己的父母不敬不爱的人,要他去爱敬别人的父母,根本是不可能的。《五刑章》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这里不仅把“不孝”说成是犯罪,而且列为五刑之罪之首。

 

从以上分析可知,《孝经》强调“孝”重视“孝”,是对的,但片面夸大“孝”的作用,甚至把它说成是神圣的,万能的,则无疑是错误的。

 

第二,论述了实行“孝道”的必要性。首先是时代的需要,前文已提到《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由于从春秋到战国的数百年间,诸侯之间的弱肉强食,你争我夺,兼并战争迭起,战火纷飞,搞得民不聊生。人心思定,人心思统一,这是当时的大局。如何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各个学派都根据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和利益,在思索、在提方案。这时的儒家学派公开打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旗号,这固然出自维护宗法世袭统治的目的,但从当时现实考察,这也不失为一种稳定社会,治理国家的有效方案。《孝经》中不乏这方面的论述。

 

《三才章》:“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孝治章》认为只有推行孝道才会达到“天下太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圣治章》认为只有推行“孝道”,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方能“行其政令”。《纪孝行章》说明行“孝”的实际行为不仅仅是致敬、致乐、致哀、致严,还特别指出:“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醜(同类)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醜(同类)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五刑章》指斥“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总之,《孝经》的作者认为,只有推行“孝道”方能使社会得到安定。以孝治天下,可得万国之欢心;如若不孝,乃大乱之道。

 

第三,论述了在“事亲”的总前提下,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应该实行各自的“孝道”。天子要做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唯其如此,德教方能“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要做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才能使“富贵不离其身”,才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要做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后才能“守其宗庙”;士要做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这样,就可以“保其禄位,守其祭祀”;庶人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以上这些要求,能否实行?作者在《庶人章》的最后,作了回答:“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始终,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大意是说,对所有的人来说,“孝道”无始无终,无穷无尽,永恒存在。有人担心做不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会有的。也就是说,自天子至庶人,虽有尊卑贵贱之分,但是于“事亲”、“行孝”一事无别,鼓励人人努力行孝。

 

《孝经》为什么对不同阶层的人实行“孝道”,有不同的要求?从上述引用的材料可以看出,《孝经》是现实主义的,承认社会的人的等级差别,所以它从“以孝治天下”的主导思想出发,认为只要自天子至庶人,在“事亲”的原则下,各依其职,各尽其责,各自尽自己该尽的“孝道”,就能够立身、行道、平天下。

 

第四,论述了“移孝于忠”。《开宗明义章》指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就是说,“孝”首先表现为“事亲”,进而表现为“事君”。“事君”就是事奉君,为国家做事,通过事亲、事君,最后才能“立身”,达到事业有所成就的地步。其中所说的“事君”,涉及到臣下如何对待君的问题,这也就是如何“移孝于忠”的问题,也是被后世统治阶级利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士章》中有“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广扬名章》中还有“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君”,这两例明确指出君子对父母能够尽“孝道”,也就可以把对父母尽“孝”之情,移于国君,效忠君。对于这两例,我们不能小视,因为“孝”本来是家庭范畴内的伦理道德规范,同朝廷之事,同“忠”没有联系。后来,由于“孝”的含义和作用逐渐扩大,便由家庭而社会,而国家。“孝”的内涵不但反映了亲子之间的关系,也用以指君臣之间的关系。《孝经》倡导“移孝于忠”,实际上是将“治家”移于“治国”,目的还是为了社会安定,政权稳固。

 

第五,论述了推广“孝道”的主要内容。既然要“以孝治天下”,就必须推广“孝道”。“孝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广至德章》指出,如果把首章所讲的先王的“至德”、“要道”加以推广,国家就能得到安定,天下就会得到太平。这里所说的“至德”和“要道”就是指“孝”而言。《广至德章》则是把首章所说的“至德”的意义加以发挥。说明敬父母,敬长上,敬人君之“孝道”,没有至德的人,是不会做到的。《广扬名章》是对首章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进一步发挥。

 

第六,旗帜鲜明地反对愚忠、愚孝。《孝经》主张“以孝治天下”,倡导“移孝于忠”,但它却旗帜鲜明地反对愚忠愚孝,这是先秦儒家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是十分可贵的。《谏诤章》有一段很精彩的记述:“曾子问:‘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段话的主旨在于说明,做儿子的一味听从父亲的命令,唯父亲之命是从,绝非孝顺。父亲的作为如果违犯了义理,就应当劝阻干预,这才是真正的孝顺。其中的“争”,即直言劝告。就是说你的上司、朋友、父亲,有缺点、错误,要及时指出,这才算作好臣子、好朋友、好儿子。同时也说明了,无论你的职位多高,不能只听好话,还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更强调了作为臣下对上司的正确态度,应该做到“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就是说,在朝廷做官,必须想着如何尽忠,为国效力;从朝廷退居在家,也应想着如何匡救补正君的过失。对于国君的优点,要帮助他发扬,对其缺点必须纠正。只有这样,才能“上下相亲”。

 

第七,论述了丧葬之礼。死,是人生的终结,也是一件大事。《孝经》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在《丧亲章》中,作了专门论述。其主旨在于说明举行丧葬之礼的目的,不是神化祖先,而是为了慎终追远,不忘祖先恩德。

 

以上是对《孝经》思想内容的简要述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孝经》不仅对殷周以来逐渐产生、形成的“孝道”,有扬弃,有继承,有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概括了先秦儒家学派论“孝”的全部内容,充分地反映了先秦儒家学派的“孝道”观。其思想之深刻,论证之充分,都是值得我们很好研究的。

 

三、通过述评引出的思考

 

目前,学术界评论《孝经》,论述“孝道”的文章,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纵观这些论者,大都只肯定其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如此而已。而对儒家在倡导“孝道”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与之相关的问题,未作深入的研究,所以对《孝经》、对“孝道”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对此,我们不打算一一论述,只想根据述评引出的思考,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孝经》倡导的“孝道”,重在活人,而不是重在死人。它突出地强调了对父母的“孝养”、“孝敬”。而对故去的祖灵的祭祀,并不是祈求保佑,而是为了慎终追远,以表示不忘祖宗的恩德之意。这充分反映了对人的价值观的重视。

 

第二,《孝经》把本来作为维系家庭伦理观的“孝道”推向社会。所主张的“广敬”、“博爱”,就是要求每个人对待别人的父母、兄弟、姊妹,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

 

第三,《孝经》的“移孝于忠”,就是提倡“忠君”。这里的“忠君”,即尽心竭力事奉君,与后世的愚忠绝不相同。而君又常常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是国家的象征,所以这里“忠君”的实际含义是尽心竭力为国家效力。因而对《孝经》的“移孝于忠”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否则,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所作所为就无法解释。

 

第四,《孝经》倡导“孝”并提出“移孝于忠”,但反对愚孝愚忠。它要求天子、君、卿大夫要有争臣,士要有争友,父要有争子。这实际上是民主意识的反映。

 

第五,《孝经》对不同阶层的人在事亲的前提下,对他们实行“孝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双向的,如:要求“子孝”,还要求“父慈”,其目的是为了“上下相亲”。这种“上下相亲”的观念,实际上反映了和睦相处、安定团结的意识。

 

第六,为了推行“孝道”,非常强调教化和自身的表率作用。这也是值得十分重视的。

 

《孝经》作为战国末期的著作,它所倡导的“孝道”,无疑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它,杨伯峻的观点,我们认为不可取,但台湾学者严协和又把它奉为“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大法”,(严协和《孝经白话注释自序》,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同样不足取。怎样才能从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仔细地研究,全面地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孝经》作出正确的评价,才能继承和发扬儒家所倡导的“孝道”,使之古为今用。

 

参考书目:

 

1.《孝经》1卷,《唐开成石壁十二经》本

 

2.《古文孝经孔氏传》1卷,附宋本《古文孝经》1卷,(汉)孔安国撰,〔日本〕太宰纯音,《四库全书》本

 

3.《孝经》9卷,(汉)郑玄撰,《四部备要》本

 

4.《孝经注》1卷,(汉)郑玄撰、(清)王谟辑,《汉魏遗书钞》本

 

5.《孝经义疏》1卷,(南朝梁)武帝萧衍撰、(清)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6.《孝经注疏》9卷,附《校勘记》9卷,(唐)玄宗李隆基注、(宋)邢昺疏,《校勘记》,(清)阮元撰,《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中华书局198011月影印;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月版

 

7.《孝经注疏》,(唐)玄宗李隆基注、(宋)邢昺疏、(经文)黄侃句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2月版

 

8.《古文孝经指解》1卷,(宋)司马光撰、(宋)范祖禹说,《四库全书》本

 

9.《孝经刊误》1卷,(宋)朱熹撰,《四库全书》本

 

10.《孝经本义》2卷,(明)吕维祺撰,《丛书集成初编》本

 

11.《孝经集传》4卷,(明)黄道周撰,《四库全书》本

 

12.《孝经全注》1卷,(清)李光地撰,《李文贞公全集》本

 

13.《孝经译注》,汪受宽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月版

 

14.《十三经辞典》(孝经卷),刘学林、关会民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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