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寿彝先生学谱》所述，1928年4月23日，19岁的白寿彝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这一说法一直被广泛接受。不过，笔者于最近发现，白寿彝在上海文治大学读书期间，曾于1926年6月4日完成了《〈大学〉研究》一文，后发表于同年10月出版的《学生杂志》第13卷第10号上。该《学生杂志》当时由朱天民编辑，但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杨贤江负责，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白寿彝《〈大学〉研究》一文，分为七节。
在第一节“小引”中，白寿彝首先阐述了《大学》的来龙去脉，述及二程对古本《大学》的整理、朱熹再进一步的编次，而王阳明提倡《大学》古本与之对立。接着，白寿彝就朱、王二派对《大学》的解说作了分析，认为“《大学》在古书中，确算一篇有统系的著述”，而程朱“一无所据的、随随便便的把原文颠倒删削，致使原文的精华完全丧失”，为此，绝对不能用他们尤其是朱熹所说的话，去解说《大学》；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是他的卓见”，但用“良知”解说“致知”，把“格物”的“格”解作“正”，“都不见得高明，抑且不免有错误的地方”，所以，王阳明对于《大学》的解说，也应当审察，而不可盲从。
在第二节“释名”中，白寿彝把“大学”解说为“大的学问”，指出：“明德、亲民，都是有一种学问功夫在内的，所以称‘学’。她们的效果却是能使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这是‘大’。”
在第三节“要义”中，白寿彝认为，《大学》的要义有二：一是“致知”，一是“明德”。《大学》又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对此，白寿彝说：“‘虑’是思虑，便是‘致知’……‘定’、‘静’、‘安’都是‘虑’——致知的张本，‘得’是‘虑’的效果，所以第二段也可以用一个‘虑’字——致知的意思，来包括住。”白寿彝还认为，“致知”与“明德”在本体上是合一的、贯通的、不可分的，将其分开来说，不过为了叙述的便利；而且“‘明德’是关于‘行’的，‘致知’是关于‘知’的，‘知’每每是在‘行’前的”，所以，以下先说“致知”，后说“明德”。
在第四节“致知”中，白寿彝对“致知”和“格物”作了阐释。他说：“‘致知’就是求知识的意思”；“致知的方法就是格物”。关于“格物”，白寿彝指出：“我们所不晓得的事理，用功夫去把它们晓得了……就是格物了”；“格物的方法，就是格物之本末先后”。他还说：“本末先后实在是一切事物的关键，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都可以很顺手、很有秩序、很有条贯的办去。”所以，“《大学》的格物，在本末先后上着眼，正是卓识！”
在第五节“明德”中，白寿彝认为，广义上的“明德”包括了狭义的明德和亲民的含义；“明明德于天下”，就是“推己明明德之功于天下而亲民”。就“明明德”而言，白寿彝认为，“‘明明德’是‘明其光明之德’的意思”；明明德的手段，除了致知的功夫外，更有诚意、正心、修身三节目：“诚意就是使自己的意念真实无妄”；“正心是使心平正”，不能有成见；“修身是使身正直的意思”。白寿彝还认为，明明德三节目中的修身、正心是从诚意出发的，所以“明明德的根本功夫在诚意”。就“亲民”而言，白寿彝认为，亲民也分为三个节目：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的方法，只是叫主持家政者不可有所偏溺”；“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是絜矩，絜矩就是公好恶”。白寿彝还认为，亲民的三个节目是从絜矩出发的。总括而言，“明明德为亲民之本，亲民为明明德之充”；“明明德以慎独立基，亲民以絜矩达用”。
在第六节“至善”中，白寿彝说：“‘至善’就是不住的努力，不住的向上，不住的求进步。”他还通过阐释《大学》所引汤之盘铭指出：“‘至善’的意义，只是新新不已，继续不断的努力。不是说过去已经新，就算了了；不是说现在新，将来不必新；也不是说只要将来新，现在不要新。它之所谓新，是无一息停滞的。”所以，“《大学》之所谓‘至善’，便是叫人‘无所不用其极’”。
应当说，白寿彝《〈大学〉研究》对于《大学》的概述有较大的合理性，而且概念明确、思路清晰，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大学生而言，实属不易。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该文仍然可作为研读《大学》的参考。
据《白寿彝先生撰述目录》所述，笔者核实1930年前后，白寿彝还先后在梁漱溟主编的《村治月刊》上发表了《孔子哲学》、《孟子哲学》，在自己创办的《晨星》半月刊上发表《老孔墨思想的产生》等文。由此可见，白寿彝早年对先秦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作过研究。
白寿彝于1929年大学毕业后，同年9月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他在黄子通的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以朱熹研究为专题。直到23岁研究生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把研究朱熹当作自己主要的学术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白寿彝后来回忆说：“当时是想做三件事。一件是朱熹语录的研究，一件是朱子文集系年的编撰，一件是写朱熹撰述考。对这三件事，我都尽其所能，认真工作过。”显然，白寿彝早年发表的《〈大学〉研究》等，应当是他日后从事朱熹研究的一个前奏。
当然，白寿彝后来转向了历史学的研究，并成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早年对于朱熹的研究，尤其是他最早发表的《〈大学〉研究》逐渐被淡忘，一些研究成果甚至散佚，乃至于他的《〈大学〉研究》一直未被学界注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