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辞书编纂研究所主持编写，由刘学林、迟铎、白玉林任主编的《十三经辞典》，是从1984年开始酝酿的。1987年10月，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和陕西人民出版社通过专家论证，决定由省新闻出版局拨款10万（每年2万），作为启动经费，支持这项工程正式上马；并决定，由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负责日常编写工作，同时上报国家新闻出版署，请求列入国家计划。1990年4月，此项目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国家新闻出版署（90）新出图字218号文件指出：“现将新闻出版署给国务院的《关于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1988-2000年）的报告》发给你们。此报告已经国务院批准，请你们加强对辞书编写工作的领导，将规划中的项目作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本部门出版规划的重点工程，认真组织实施。”
此项目立项后，得到了省上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牟玲生作了重要批示，经有关方面协商，自1993年至1999年由省财政厅、省委宣传部、省出版基金、省新闻出版局共筹措编写经费100万。正是由于诸多方面的鼎力支持，《十三经辞典》编写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经过陕西师大及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的专家、学者20余年的努力，2002年底，《十三经辞典·论语卷》、《孝经卷》、《孟子卷》、《毛诗卷》、《春秋穀梁传卷》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共870万字。2010年元月，《十三经辞典·尔雅卷》、《尚书卷》、《周礼卷》、《仪礼卷》、《春秋公羊卷》也正式出版，共896.7万字。每卷分为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两大部分，前有张岱年先生的序，以及《部首检字表》、《音序检字表》、《四角号码检字表》，后附经书原文、历代研究参考书目、唐开成石经拓片（缩印件）。
《十三经辞典》各卷出版以后，引起了各方的极大反响。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原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先生、原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曹先擢先生等相继来信表示祝贺并加以赞誉；《中国语文》、《古汉语研究》、《辞书研究》、《中华读书报》、《古籍新书报》等陆续发表文章予以介绍；陕西师大博士生导师霍松林教授，北师大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董琨研究员，语文出版社原社长李行健教授、李建国编审，河北师大原校长、博士生导师苏宝荣教授，原社科院语言所何乐士研究员等著名专家、学者或为之撰文详介该书，或为之写评奖推荐书，或在有关会议上对该书极力推赞，认为《十三经辞典》的出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填补了我国辞书编写的空白，为我国辞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书前五卷送参陕西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荣获一等奖。
《十三经辞典》的编写、出版之所以造成影响，选题好是原因之一。在我国传世文献中，集中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十三经”，是现存古籍的始祖，它博大、深邃的思想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与血液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至今还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人敢动这个题目，其中原因很多，但难度大，是重要原因之一。难度大表现在：其一，量大。十三部经书原文近六十万字；其二，年代久远。如《周易》、《尚书》、《诗经》、《尔雅》等就是距今两千年以上的上古文献，其余皆为秦汉典籍；其三，涉猎面广，思想深邃。诸如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天下为公的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均有涉及，牵扯到古代哲学、文学、政治、伦理、教育、天文、动物、植物、山川堪舆以及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等诸多领域；其四，历代研究者夥，其著作如汗牛充栋，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工作量，就令人瞠目。这些难点足以吓倒勇者。我们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经，凭什么搞“十三经”？ 就是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 只穷一经、两经。因而劝戒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嘲讽者有之，也有人等着看笑话。偏偏主编刘学林教授不信邪：我们陕西，我们西安是经学的发祥地，得天独厚，我们不搞谁搞？“十三经”是人写的，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就研究。谁天生什么都会？还不是学的。不读书，不学习，寸步难行。我们不仅要编《辞典》，还要造就一批经学家，要出版有关经学的其他著作（副产品）。（学林教授的这些预言，今天已经变成现实）就这样在刘学林教授前瞻性的胆略和执着之下，没有经学专家头衔的主编，领着一群未系统读过经书的年轻人，开始了《十三经辞典》的编写工作。
《十三经辞典》能够编写、出版，是陕西师范大学《十三经辞典》编写团队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个项目，参编人员有百余人之多，编写过程历时20余载，成书字数将达3000万字，其规模、其难度、其影响在我省文科科研项目中绝无仅有。而编写中的甘苦，更是常人所无法体会的。20余年来，陕西师范大学《十三经辞典》编写团队的成员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辞典编纂工作中，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不求职称之升，不顾他人之议，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逐条编写，反复琢磨，反复修改，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当前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的社会中更显出它的难能可贵。陕西师大辞书编纂研究所原所长、《十三经辞典》主编刘学林教授，更是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是这一课题的发起人，他积极联络各地专家、学者,组织编写队伍，他千方百计筹措编写经费，为辞典绘制蓝图，制定凡例，组织编写样稿……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编写工作即将全面开始之际,这个热情奔放,思想活跃，又踏实肯干的学林同志，突发心脏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学林同志的突然离去，使得团队的成员惶惑不安：这个刚刚启动的项目还能继续下去吗？以后的路怎么走？学林同志的夫人《十三经辞典》主编迟铎教授，在安排完学林同志的后事之后，马上与有关同志商量，决定一个月之后编委会召开第四次编写会议，落实各部辞典的编写工作。通过这次会议，学林同志的去世反而变成团队的凝聚力，又一次激发起大家的热情，使得整个编写工作很快恢复到正常、有序的阶段。此后陕西师范大学任命迟铎同志为辞书编纂研究所所长，白玉林同志为副所长，把编纂《十三经辞典》这副重担正式加在了他们的双肩上。2001年迟铎同志退休，此后的十年间，她一直承担着《十三经辞典》的审稿工作。有人说你已经退休了，工作推出去算了。她说，这是自己没有完成的事情，从来没有想推出去。不管星期天，不管节假日，只要有时间，她就坐在案头，一个字一个字抠，一句一句的斟酌。就是在足部两次骨折、行动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间断工作，还架着病足，连续几天同有关同志讨论《礼记》定稿中的问题。她心中只有《十三经辞典》。迟铎同志退休后，接力棒传递到陕师大文学院辞书编纂研究所所长、《十三经辞典》主编白玉林同志手中，他负责全盘工作，处理一切行政事务。多年来，他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十三经辞典》的编写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这部书做出了无私奉献。
随着《辞典》一本本出版，这个团队的成员也在一天天成长，他们奋斗在文学院的教学、科研的第一线，除了担任他们的本职工作外，还为文学院硕士生开了“十三经选读”课程，出版了《十三经导读》教材。在编写辞典的同时，推动了教学、科研工作，丰富了教学内容。这个团队的成员，大多取得了博士学位，学有所长，成为一方面的专家，如《孟子辞典》的主编周淑萍同志，师从张岂之先生为中国思想史博士。她出版多部有关《孟子》的学术专著，承担多项国家研究课题，成为圈子内小有名气的学人。《尚书》主编臧振教授在辞典定稿后有这样一段话：“嗟我同仁，十余年来付出了惊人的劳动；辨析字义，讨论分歧；‘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今天，《十三经辞典·尚书卷》总算杀青，我们轻松的心情难以言表。或许，因其不算论文亦不算专著，我们自己从中得不到什么实惠；或许因为我们水平有限，贻笑大方之处在在皆是。然而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我们自信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上对得起师长，下对得起学生；同时也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尽了我们的一份绵力。”这些未加雕饰的直白，道出了全体编写人员内心的真情。语言学专家何乐士先生说：“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从《十三经辞典》的编撰队伍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这是对《十三经辞典》编写团队的褒奖和赞扬。
《十三经辞典·礼记卷》两卷（500万字）即将同读者见面，2012年《十三经辞典》全部出齐，二十余年的努力奋斗将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这将是对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兴国”战略的最好献礼。 （作者单位：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