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经典《春秋谷梁传》(以下简称《谷梁》) ,至汉初始著于竹帛,但其师徒口耳相传由来已久,理应作为先秦散文之余绪加以研究。《谷梁》学说向来以经学要典著称,但论及其文章风格者无多。晋代荀崧称其“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见《晋书. 荀崧传》) ;东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集解. 序》中综比《三传》时指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至唐代,柳宗元说:“参之以谷梁氏以厉其气”(《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又说:“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刘孟涂《与阮芸台论文书》中则说:“益之以《谷梁》之清深”。及至清代中期，《谷梁》学专家钟文丞在总结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谷梁》文章,有二体:有详而畅者,有简而古者。要其辞清以淡,义该以贯,气峻以厉,意婉以平。征前典皆据正经,述古语特多精理,与《论语》、《礼记》最为相似。”同时又指出:“《易》、《彖》、《象》传释经,有曰其位、其吉,有曰吝道也、安行也、遍辞也、志疑也,有止一字者,曰穷也、明也、咎也、行也、下也、顺也、惫也。《谷梁》文句,多与相似。”(见《谷梁补注·论传》) 仅从所引前代名家对《谷梁》的个别评语来看，《谷梁》不仅上承《周易》,下与《礼记》、《论语》同流,而且在传经、叙事、议论、文体、文气等方面均有独特之处,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借鉴和研究。
由于《谷梁》学说自汉代一度兴盛之后顿成绝学,以致其文体价值日益被忽视,尤其是蕴含于书中的文学价值历汉代以来就没有得到较系统性的研究。本文拟在前贤精辟论述的引导下,采摭相应的范例,对其文章风格略加评介。
一、正文训话 审慎周严
《谷梁》传《春秋》是从解词入手的,因此文中充满着训诂的内容,诸如语序、句读、虚词和方言等方面的问题都无不涉及。比如,鲁定公二年,皇宫发生火灾，《春秋》记载为“夏五月,雉门(宫廷的正门) 及两观灾。”《谷梁》以设问式解释说:“其不曰雉门灾及两观何也? 自两观始也,不以尊者亲灾也。先言雉门,尊尊也。”也就是说,如果语序改为“雉门灾及两观”,就表示火灾是从雉门发生的,而后延及到两观,实际上火是从两观燃起的。那为什么不说“两观灾及雉门”呢? 因为如先写“两观”,就会使表示尊贵的“雉门”和“灾”相衔接,故把语序前后调换。《谷梁》中尤其强调虚词的语法作用,如定公七年“齐人执卫行北宫结以侵卫”，《谷梁》解曰：“以,重辞也,卫人重北宫结。”重辞,即起强调作用的虚词;卫国很看重外交官北宫结,而齐国偏偏抓住了他,让他带路去侵略卫国,所以文中加“以”表示强调的意义。《春秋》经文是没有断句的,所以《谷梁》在释义时对句读也颇为重视。如隐公二年的经传:“纪子伯(《左传》作子帛) 、莒子盟于密。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这两同的理解。对此，《谷梁》的做法既审慎又周严,显示出其训诂的精到。
《谷梁》在训诂传经方面的审慎周严之风还表现在:对《春秋》经文的义例进行了缜密的思辨和分析,并做了不厌其详的说明。比如,经文中多次出现“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称国以杀,罪累上也”,即是指明经文的一种常用义例:凡在记述杀某某人的前面,如果是称呼某国人,则表示被杀者有罪当死;如果是称呼某国名,则表示被杀者的罪行牵连到君王。例如隐公四年九月的经传记载卫大夫祝吁杀死国君,妄图自立,罪不容诛,所以经文称“卫人杀祝吁”。鲁文公六年十一月的经传为“晋杀其大夫阳处父。称国以杀,罪累上也。”《谷梁》文中“称人”“称国”屡屡出现,不胜枚举。对这种用语方面的义例，《谷梁》常以此作为释经的敲门砖,虽然颇有些铺张渲染和牵强附会的倾向,但从文化语言的角度看,是不无道理的。
另外，《谷梁传》审慎周严的态度还表现在:阐述经义时一贯坚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学术原则,多引前贤之说以补不足,即有“或曰”、“传曰”及诸“子”等前代经师的说法。往往一条经文的阐释存有多家的看法,如成公二年的一条经文，《谷梁》解释就作了大量的引证。这些引论看似道听途说,实可算是博采众长,又是超越师承、择善而从的严谨学风的突出表现。
二、自问自答 逐层推论
《谷梁》多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层层递进地剖析历史故实,寓褒贬于其中,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礼制、法制等方面的情况,展示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其中不乏精彩的章节。如“荀息论假道”(僖公二年) 、“丽姬害申生”(僖公二年) 、“泓之战”(僖公二十二年) 、“郊祭卜牛”(哀公元年) 、“六眆退飞”(僖公十六年) 、“梁山崩”(成公五年) 等等,或运用多侧面的描写手法,或采取多层次的议论方法,或夹叙夹议,或以对话描写叙事议论,都写得意趣横生、引人入胜。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的传文,不仅文详而畅,而且独具匠心,堪称是文质兼优、蕴意丰赡的美文。在自问自答中,传文主要还是依经求义,但却能抓住经文所表现的“夏阳、虞师、晋师”三者之间的关系,由夏阳地理形势的重要性(虞虢之塞邑) ,进而指明虞、虢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灭夏阳而虞、虢举矣) ,从而很自然地把问题转移到“晋献公欲伐虢”这件事的叙述上,把它作为虞师不经意而助晋师灭虢国的主要原因加以叙述说明。在叙述“晋献公伐虢”一事中,传文巧妙地采用对话描写来记述事件。逐层推论出经文的义旨,又在夹叙夹议的对话描写和简单记事中通过人物形象的刻划摆出经文义旨所涵盖的史实根据,自然使文章表达的中心更突出。另外,在对话描写中,荀息之语尤其是“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云云,文理兼备,甚是传神;宫之奇的谏词也很富于哲理,其引语“唇亡齿寒”用来形容虞、虢之关系是很逼真的。诸如此类的语句渗透在文章中,无形地提高了文章的思想底蕴和艺术水平。
三、貌似繁文 实有意趣
《谷梁》中以“简而古”的传文居多,所以大大降低了著作的文学品味;“详而畅”之文
相对较少,一般都是在对《春秋》重大史事加以描述时才出现,如“泓之战”、“ 之战”、“元年春王正月”等等传文。值得一提的是，《谷梁》对这些事件的阐述不仅不惜笔墨,尽详通畅,而且在叙述、描写、议论的技巧上独具特色,其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不容低估,更不容忽视。《谷梁》中字数偏长的传文往往能通过详略得当、情节完整、形象鲜明的叙述逐层推论出《春秋》经文寓含的义旨,如前引“荀息论假道”一文;有些篇章貌似繁文,而实有意趣。如成公元年冬十月之文,就是一段绝妙的文章,叙述成份非常明显。从文学角度分析,《谷梁》在文章中的“繁文”,不但使各诸侯大夫受辱的细节更显生动逼真而富于典型和真实,从而更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他们受辱的程度和情态,以衬托出齐国此举的可恶和草率,自然也就使齐侯引火自焚的骄态更加真实地流露出来,真可谓承前启后、妙趣横生之描写,避免了行文的呆板和生硬,而赋上了浓厚的文学艺术色彩,岂不妙哉? 又如文公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一文,为了突出三长狄的身体庞大和坚不可摧,《谷梁》只轻描淡写了“瓦石不能害”、“身横九亩”、“眉见于轼”三个典型细节,便使三巨狄的形象维妙维肖;为了说明经文“叔孙得臣败狄”所包含的史实，《谷梁》的表现手法更为高明,即通过“射其目”三个字,一方面可作为“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的依据,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再现长狄因被“射其目”而遇害的经过衬托出叔孙得臣的机智勇敢。这样的描述既详略得当又有鲜明的形象刻划、既有细腻的描写又不失语言的简洁,无疑能使故事更加生动逼真,既富于传奇色彩又有一定的真实性。
四、辞清以淡 意婉以平
《谷梁》的文章言辞清朗,平淡朴实,含义婉曲,简短明快。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
鄢”,仅用一百四十个字,便揭出郑庄公兄弟背弃仁义道德的行径,并提出了“缓追逸贼,
亲亲之道”和“处心积虑成于杀”的解决方略。从表面上看，《谷梁》似乎在逐字逐句训释经文,实际上都避开了词语的表层意义,而是深入发掘诸词的深层寓义,在淡淡的词句中却始终贯串着一层层婉转而又峻厉的文风意趣。
再以庄公三年“冬,公次于郎”为例,传文解释说:“次, 止也, 有畏也, 欲救纪而不能也。”这是层层深入地解词,道出“次”的深刻蕴含,纪国的土地被齐国夺去,鲁庄公本想带兵救纪,可是到了郎地停滞不前,停的原因是有畏齐国强大,停的结果是不能援救纪国。解释一词,而及因果,可见剖析得多么深入,而又多么全面,虽然传文只有十三个字。僖公十四年的一段传文解释得更妙,经文是“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缘陵”,传文说“其曰诸侯,散辞也。聚而曰散,何也? 诸侯城,有散辞也。桓德衰矣。”用“散辞”解释“诸侯”,意谓这是一种概括的说法,乍一看真是令人莫名其妙,然而后面的传文由因溯源便解开了其中的症结:齐桓公率领诸侯们在缘陵筑城,按照经文的体例,本应按大小顺序列出参加修城的诸侯来;但由于桓公的德行已经衰微,起不了统领的作用了,所以诸侯们各自分别前来,虽然在一块儿督率下属筑城,其实是勉强的,显得很散漫;对此传文用“散”字描摹诸侯的无一统之状,不是很恰切吗? 由于《谷梁》重视从经文字辞出发来引伸其言外涵义以揭其本旨,所以谈起来,总能在清淡的文辞中给人一种引发深思,终拾谜底的愉快享受。
五、义该以贯 气峻以厉
《谷梁》“义该以贯、气峻以厉”的风格,可以其传解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之文作为典范。该文一开始先对经文按照《春秋》义例作了简释,紧接其后又连续以设问的方式提出了公何以不言即位、焉成之、君之不取为公何也、让桓正乎、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其恶桓何也、善则其不正焉何也等七个问题,详细阐发,指出隐公要让位给桓公为“不正”,但其中心论点是“正隐治桓”。前三个问题,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巧妙地把《春秋》不书“公即位”留下的疑问,转移到隐公和桓公的关系问题。后四个问题,传文先从正面论证“让桓是不正的”,又由此从反面得出“隐不正是因桓恶”和“正隐是为了恶桓”的结论。为了使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传文对“恶桓”之因主要就以“隐将让而桓弑之”一语带过,因为桓点放在“善则其不正焉何也?”这个问题上,对此,传文不仅运用“摆事实,讲道理”层层深入论证,关键在于能抓住“隐不正”作为分论点,联系儒家的思想精神和一些当时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结合史实详加论证,最后得出“隐不正”的理由原来是“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其实,这又是从反面来论证桓公之可恶,并且给“正隐恶桓”之义赋予了更深邃、更全面的意义。透过文章,不难发觉《谷梁》在行文中始终贯串着一股严厉公正的文气,屡以《春秋》之义为法度,以正道之义为道德评价的标准,对隐公和桓公的行为力图作出公正的裁判。
从整条传文来看，《谷梁》因为“成公志”意义明显,所以一语带过;对于批评隐公让位“不正”,含义隐约,须根据史实的轻重才能加以批判或肯定,所以详加说明。由此可见《谷梁》文章工妙、详略得当。此外,传文虽以一峻厉之气呵出“正隐恶桓”之《春秋》大义,又对“隐不正”判析得鞭辟入里,但由于传文的分析论证有理有据,能紧扣论点,所以文风也颇委婉庄重。
我们对《谷梁传》文章风格特色的述评仅是一次尝试,其中更深层次的文学价值尚有待学界同仁今后的努力，《左传》的文学价值早已深入人心,而与它齐名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却依然默默无闻,但愿学界能抛开历史的偏见,公正客观地审视《公》、《谷》的文学价值,肯定它们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应有地位和影响,让《春秋》三传遗留的先秦文风为后人所认识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