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代经学在武帝时期的五经七博士,在宣帝时期,变成了五经十四博士。这是两汉经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变化。这其中又以增立《春秋谷梁传》的博士最为重要：《春秋》的官方解说向来都以《公羊传》为准,这次变动使得《谷梁传》也成为官方认可和扶持的学说。学界对于这次增立《谷梁春秋传》的博士一直给予着充分的重视,但是其中的原因,即汉宣帝缘何增立《春秋谷梁传》博士却向来不明。通行的观点:或者以为《春秋谷梁传》比《春秋公羊传》更重视伦理道德方面的弘扬,更重视劝导统治者在为政的实践中注意“高明柔克”的特点;或者以为《谷梁春秋》的尊王说迎合了汉宣帝的需要,因为《谷梁春秋》对周王特别“尊崇”,这种尊王说有利于宣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总之,普遍认为原因是在《春秋谷梁传》这一边;是《春秋谷梁传》本身的思想内容吸引了统治者的兴趣;是《谷梁春秋传》在经学思想上的特征和长处使它被立为官学。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封建统治者在经学上的措施和方案都属于文化政策的范围;汉宣帝在《春秋》的官方解说上增立《谷梁传》也就属于对文化政策进行调整的政治行为。经学研究固然可以专注于经学思想的探讨,但是封建统治者对待经学所采取的政策和相关的政治行为,还应该主要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考虑,而不是仅仅从经学思想的角度寻找证据和原因。众所周知《春秋》三传的思想广博无所不包,从中选择某一方面的论述来做佐证不是难事,但是为《谷梁春秋传》增立博士寻找经学思想上的证据总嫌牵强附会,也不可能对这一变动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开始探讨汉宣帝缘何增立《谷梁春秋传》的博士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位“中兴”之主对待儒生和经学究竟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和观点。《谷梁春秋传》只是西汉众多经学门类中的一种,弄清楚皇帝对经学总体的评价和态度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个可靠的大背景。其实,宣帝一朝不重儒生几乎不需证明,因为此类记载在《汉书》大量的存在:“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①。从这里可以发现:元帝的好儒与宣帝对儒的态度背道而驰,那么宣帝贬儒政策也就可想而知。这种政策自然会遭到当时儒生的抨击:“是时,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②。这里的“上”正是指汉宣帝刘询;而另一处记载更明白无误地指明了宣帝的态度:“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③当然,最能体现宣帝对儒生态度的材料还是他与元帝之间的那一段对话:“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④通过这些材料发现:宣帝对待儒生真正的态度只能用轻视和厌恶来概括。
二
两汉经学史研究中很少涉及昭宣之际的刘贺,或许因为这位短命的皇帝在位时间太短,所以认定他不会对经学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其实,昭宣之际刘贺的继位与随后的废黜(简称为立而复废) 是西汉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刘贺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他被拥立和被废黜的历史背景、原因及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汉的历史,对于经学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具体到《谷梁春秋传》的被增立为博士,也不能离开刘贺立而复废事件的影响。
刘贺被拥立为皇帝发生在汉昭帝崩后,其时,汉武帝之子尚有广陵历王刘胥,汉武帝之孙更有燕王刘旦之子。当时很多朝臣都倾向于拥立刘胥为皇帝。为什么霍光选择没有外家势力的昌邑王刘 之子刘贺呢? 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霍光为了自己更好地专权。因为在此种背景下被拥立为皇帝,按常理刘贺应该唯霍光是听。但是刘贺并没有看清楚当时的形势,也没有听从当时儒生王吉、龚遂的劝谏,贸然同霍光作对,所以在短短二十几天内,霍光完成了对刘贺的立而复废。霍光拥立刘贺是为了自己更好地专权,他废黜刘贺也是为了自己更好的专权。
关于刘贺立而复废的原因,我曾经专门撰文进行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点:第一,刘贺政权“先天不足”:没有外家势力的支持。第二,刘贺政权的“生态环境”恶劣:首先,朝中倾向或者有可能倾向他的势力消失殆尽,无论是“三公”层次、财政军事力量还是普通大臣,都被霍光消灭殆尽;其次,霍光作为他的对手过于强大,霍光权倾朝野势力不断扩张,而且长于宫廷斗争,专权跋扈。第三,刘贺不善“自我保养”,为政能力有限:首先不能正确的分析敌我形势,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与策略⑤。刘贺立而复废的原因，《汉书》并没有给出客观而全面的解释:作为一个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被拥立和被废黜不能仅仅从他个人的品性上去
追究原因,对于班固的这类记载我们应该具体而客观地进行分析,而不是盲从。这一政治变动其实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多方面的原因。
霍光把刘贺废黜以后,为了自己专权,他没有选择尚在人间的刘胥,也没有选择汉武帝众多的孙子,而是选择了武帝的曾孙———曾遭毁灭的卫太子刘据之孙刘询。霍光这样做,在当时形势下是出于迫不得已:汉武帝之子刘旦被霍光在昭帝朝亲自铲除,因而他的后嗣不可能被霍光考虑继承皇位。刘胥因为相同的原因在刘贺被拥立时已经是第二次失望,对霍光势力充满仇恨自不待言。因此废黜刘贺以后,他也不会在考虑之列。至此,武帝之后,唯有卫太子之后刘询可以继承皇位,而且当时张安世和丙吉皆竭力向霍光推举刘询。刘询与刘贺的相同点在于:二人都缺少封建帝王所常常依倚的外家势力,谁拥立就应该依靠谁。这是霍光先后选择刘贺刘询的原因。二人的差别在于:刘询比刘贺更有政治头脑,视霍氏为铲除目标,而不直接针对霍光本人。隐忍数年,芒刺在背,历经艰险,终于铲除霍氏势力⑥。二人之间存在着时间上和因果上的联系:正是刘贺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立而复废,才导致刘询作为卫太子后裔的死灰复燃。刘贺不听劝谏,不自量力地与霍光作对出乎当时儒生的意料之外;刘询作为卫太子刘据的后代能够死灰复燃重登至尊,更出乎精明的儒生的算计。在这种的剧烈的社会变动中,经学的发展显然落后于政治的变动。《公羊春秋》由与政治相得益彰变得成为新政权的障碍,也正是因为二者的发展不同步这一事实:
从总体说,在与窦太后的夺权斗争中取得胜利后,武帝朝的政治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这种稳定的政治局面为意识形态的固定和滋长繁衍提供了一片沃土。《春秋公羊传》作为汉武帝为《春秋》选定的官方解说，在这片沃土上迅速生长成熟。不但有大量的理论出现，而且更为明显的是:研习《春秋公羊传》的儒生越来越多，即便是借经学做为装饰的各色官吏也越来越多地走向《春秋公羊传》这个百宝仓库。这种趋势一直被保持下去，终武帝之世没有改变。因此，到了昭宣之际，《春秋公羊传》的儒生遍布天下，《春秋公羊传》的思想也占据着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变化的时候往往很难与现实社会同步。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当现实的社会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却依然没有新变，与崭新的社会现实并不符合。西汉政坛不但万分复杂，而且瞬息万变。这样的社会现实极易陷经学于窘境:“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旗，衣黄檐榆，著黄冒，诣北阀，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网下，以备非常。7R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口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馈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⑦隽不疑此处引用的“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卫太子被他比作春秋时期的蒯馈，据鲁哀公三年“公羊家”的解说，曾被立为太子的蒯馈并不应该立为卫公。因此，隽不疑认为即便来人就是真正的卫太子刘据，也是“罪人”，没有理由继承皇位，更不允许对汉昭帝的政权构成威胁。这种勇于维护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安全的行动马上就得到了霍光和天子的嘉奖鼓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但是《春秋公羊传》此时的功劳却有可能成为将来某时的罪证。当然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当时的民间舆论和社会思潮，进而考察习经之士的善变和精明。
在这次骚动之前，“巫蛊之祸，’缘由明朗化以及武帝晚年的忏悔，都曾经强化了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对卫太子的同情。车千秋就准确地把握了这种社会思潮，适时向武帝进了一道奏疏，在民间舆论和社会思潮领域对卫太子的正统地位进行了拨乱反正，这道奏疏是他赢得巫相十分关键的一个原因⑧。然而，在经学之士那里，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得不利于卫太子及其后裔:武帝去世后，昭帝即位;卫太子的后嗣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断绝;刘询幸存于世的消息虽然在后来逐渐被知晓，却也被认为已经不可能重新振起。因此尽管民间舆论中卫太子的位置没有变化，但是势利的“经术”之士却已经改变了观点和立场。此种民间与习经之士在观点和立场上的差异，就集中体现在这次骚动之中。当江湖术士利用普通老百姓对卫太子的同情以及卫太子在他们心目中的正统地位，在长安城里造成极大骚乱的时候，习经的知识分子却挺身而出，用他们擅长的《春秋公羊传》思想当机立断，否定了卫氏政权的合理性和正统性，果敢地平定了这次动乱。应该说经学之士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判断本来是正确的，他们对于卫氏的衰微预测得也很准确，但这种正确性和准确性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西汉的政局能够一直按照昭帝时的形势发展下去，昭帝崩后，由霍光从卫太子后裔以外的皇室成员里面选择一个唯他是听的皇位继承人。这个前提在霍光“力排众议”选择刘贺为帝的时候依然存在和正常。但是当刘贺贸然并且出人意料的针对霍光并导致霍光迅速废默刘贺时，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了。因为在这种情形下，霍光已经迫不得已:不得不拥立刘询。已经倒下去的卫氏因霍光专权因刘贺被废而死灰复燃:政治的变化有时来得太快太令人难以捉摸，聪明的儒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受到霍光拥立的刘贺会迅速被霍光废黝，他们也不会料到刘询会成为天子。西汉政坛这次变故来得太快，以至使得《春秋公羊传》整个学派有点措手不及:《公羊传》在对卫太子刘据的态度和立场上才刚刚实现了由认可到否定这一转变。否定卫太子的正统地位，也就是否定了一“意外”即位的宣帝的正统位置，直接对刘询的政权造成了危害⑨。这种学说的命运在刘询真正掌权以后也就岌岌可危了。
三
那么如何削弱《公羊春秋》的地位呢?作为后继之主，汉宣帝不便于完全废除汉武帝支持的《公羊春秋》一派，因此只好通过增立和支持它的对立面来达到削弱的目的。
在此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个后代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⑩根据陈元的说法,因为祖父卫太子刘据喜欢《春秋谷梁传》,汉宣帝在未为皇帝以前就已经对《春秋谷梁传》很有好感,后来增立它的博士就建立在这种感情基础上。陈元提出此说是为了增立《春秋左传》。虽然凭着善于辩难,他成功地实现了增立《春秋左传》博士的目的,但是,通过查阅《汉书·儒林传》,我们就会发现陈元这里的论据却并不大可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据此,汉宣帝在即位以后,才了解《春秋谷梁传》与刘据的这种关系。汉宣帝对《谷梁春秋传》是否有感情? 因为资料缺乏,今天要下断定已经不容易,但是我认为这种感情的存在很值得怀疑:首先,我们从《汉书》的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类似的论述,作为后代人的辩难论据,陈元的说法不足以否定前朝的记载。其次，《宣帝纪》载有：“甘露三年三月已丑,丞相霸薨。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对《谷梁春秋传》从小就有着强烈感情的宣帝要等自己快要去世的时候才增立它的博士。再次,宣帝对儒生和经学的讨厌已经如前所述,很难相信一个对经学持如此否定态度的人,会单单钟情《春秋》三家解说中一种。
那么,为什么汉宣帝在增立《春秋》学博士的时候喜欢把《谷梁春秋》与卫太子联系起来呢? 我认为:确定卫太子与《春秋谷梁传》之间的这种可能的关系,对于汉宣帝极有价值;因为这样可以取得一石二鸟的效果:首先,它可以帮助宣帝利用倾向于卫太子的民间舆论和社会思潮,为自己的正统地位加上一块砝码。民间舆论对卫太子的亲近已如上文所述,作为卫太子孙子的宣帝,在个人对经学的爱好和选择上与刘据保持一致,在感情上可以拉近与那些同情卫太子的人的距离,并从而在政治上赢得更多来自卫太子阵营的支持。这样一来,刘询在血统上是刘据的孙子,在个人趋向上相似于卫太子,极大的有利于提高刘询政权的威信和合法性。其次,它可以为宣帝对《春秋公羊传》的削弱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和方法。在尊重和继承卫太子爱好的口号下增立《春秋谷梁传》的博士会为汉宣帝赢得一个“孝”和富有人情味的好印象。通过增立《春秋公羊传》的对立者来达到削弱之的目的,无疑是
一个不错的方法。
至此就可以得出结论:甘露三年的增立博士可以解释为经学的发展跟不上政治形势的变化，《春秋公羊传》的思想不但不再符合新政权的需要,而且还触犯了新政权的直接利益:在维护政权的合法性上，《公羊春秋传》不利于宣帝,因而它必然会遭到受削弱受打击的命运。增立《谷梁春秋》博士只是用来削弱《公羊春秋》的一种方法。《谷梁春秋传》的增立并不能表明它从此就受到统治者的信奉和支持,事实上,宣帝时期《谷梁春秋》并没有受到尊崇，《春秋》学领域依然是《公羊春秋》一统天下,皇帝的诏书和大臣的上奏里面采用较多的仍然是《公羊春秋》的学说。我们不能因为有《谷梁春秋传》被增立为博士这个结果,就去倒推它在思想上有什么原因和长处。
注释:
①班固：《汉书·匡衡传》,以下凡引《汉书》皆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的《前汉书》1998 年11 月版为准。
②《汉书·盖宽饶传》。
③《汉书·萧望之传》。
④《汉书·元帝纪》。
⑤参看拙文《论刘贺废立———重读昭宣之际的政治风云》，《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待发) 。
⑥周九香：《论汉宣帝》，《秦汉史论丛》第三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辑,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70 页。
⑦《汉书·隽不疑传》。
⑧《汉书·车千秋传》。
⑨刘询的即位,汉武帝之子广陵厉王刘胥感到不可思议:“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刘胥的这一言语道出了刘询政权在当时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武帝之子固然有理由依然对皇位怀有觊觎之心:“复令女须祝诅如前”。武帝的那么多的孙子也有理由对皇位抱有想法。在此种背景之下,如何确定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就显得格外重要。《春秋公羊传》不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曾经否定了卫太子(因此也连带否定了其后嗣) 政权正统性。参看《汉书·武五子传》。
⑩范晔：《后汉书·陈元传》,中华书局1998 年11 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