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时期。旧有的社会文明已经受不住新的文明冲击,一个新的、充满活力与野心的时代业已来临,一批新的士人阶层走向历史舞台。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达,成为文化的轴心时代,完成了从诗的文化向史的文化转型,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思想集团在此时形成[1 ] (P17) 。在政治上表现为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在经济上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礼崩乐坏。而此时伦理道德受到高度重视,宗教性的对天信仰已普遍动摇,一些有识之士表现出了对天命和神的否定。“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 开始重视道德作用,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而个人的道德作用,此时已备受重视。“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左传·宣公十三年》) ,“修己
而不责人,则免于难。”这种觉醒是社会生产力提高承载而来,也是伦理思想的突破。鲁国的臧文仲在借用历史事实说明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时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 在臧文仲看来,他们是靠自己快速兴起,也是靠自己迅速灭亡,是什么力量使之兴亡? 不是知识,不是力气,不是计谋,而主要是靠德行。所以为了求得事情的成功,首先要进行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国攻打曹国久未拿下,大臣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阕而后动。”这里反省自己的问题,认为君无德不可以战,强调德的作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还记载了道德教育事例,晋文公回国继位后,马上想对外用兵,大臣子犯认为不可出兵。所谓“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后来子犯多次强调“民未之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 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才能“一战而霸”。这里说明了子犯反对晋文公出兵的看法,阐析了富国强兵是渐次形成的道理。国家要富强,军队要强大,首先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在百姓丰衣足食的基础上,然后进行道德教育,这样才能国富民强。这里强调了发展生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为主导,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精神文明,这个规律不可违背。可见,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这里并非是口头的说教宣传,而是把它上升到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这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思想变迁,有助于推动历史的发展。所以,重视对民众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对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问题，《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说:“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可见,礼、乐、诗、书是当时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撑起了伦理思想的骨架,一种新的伦理文化在此形成,践行着时代的理想。
在春秋时期的伦理思想中,道德规范有了延伸和发展,具有了新的内涵。在西周孝悌、惠爱、节性等内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出了“信、义、忠、孝、仁”等许多新的道德行为规范。春秋时期持续250 多年,范围包括上百个诸侯国,由于内容上不断丰富发展,概念使用上内涵不尽相同。虽然如此,但也有其共性可以遵循。
第一,信。对人而言,就是信守诺言,诚实可靠,忠实于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一概念原是指祭祀时人对上天所说的诚实语言。“忠于民而信于神”,“祝史正辞,信也”(《左传·桓公六年》) 。这里所说的“信”,就是诚实之意。在天、神的观念淡薄后,它又被应用到国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春秋时期“信”这个道德规范被广泛应用,这是由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冲破了原来的血缘关系,破坏了西周时期朴素的道德秩序,奴隶主贵族之间,各诸侯国之间,不得不订立各种盟约,以维护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所讲的“信”,一方面是为了安定人心,巩固政权,如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另一方面“, 信”也可用来约束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如君臣关系等等,“君命无贰,失信不立”(《左传·成公八年》) 。信也是维护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春秋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兼并,战争频繁。每个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或求得发展,都要联合一些友好的国家,这就要讲信用。如新君继位后,都要派卿出国“, 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左传·文公元年》) 。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以此规范各国的行为。信的原则尽管时时强调,但背信之事却越来越多,许多人见利忘义,言而无信。在国家关系上,有些大国翻手云覆手雨,一些小国只得朝秦暮楚,一切唯自己国家的生存是图,正如《小雅·巧言》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而在当时却是诸侯争霸,阶级关系尖锐复杂,大的诸侯国以自己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实力,兼吞小的诸侯国,“并天下,凌万乘”,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生存在大国缝隙之间的小诸侯国,为了维持生存,只好投靠一些大国,“控于大帮,谁因谁极”(《庸阝风·载驰》) ,他们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只是为了生存而已。当时在人际关系和婚姻关系上,也存在着言而无信,见异思迁的现象,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对“信”的期待和需要。如《卫风·氓》:“淇水汤汤,渐车维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这是一篇弃妇诉冤忧愤诗,诗歌中自述了弃妇的不幸。在“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对比中,反映出了男女的不平等。男人可以随意不信守诺言,但是女子仍然在信守诺言，“信誓旦旦,不思其反”。这里反映了弃妇的不幸遭遇,揭示了妇女的悲惨命运,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所提倡的“信”的道德规范,是希望以此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国家、君臣、家庭等一切行为关系。遵循这一伦理道德,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治、社会的安定、人们之间的团结。
第二,义。《说文》释为“已之威仪也,从我羊”。《庸阝风·相鼠》说:“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这里可以看出,人们把外在容貌行为的“仪”,变成内在人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义”。“义”就是“善”,既符合正道,又不走邪路。可以说这个概念在当时已成为一般道德原则和规范。如《宣公二年》载城者讴曰:“‘目旱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 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纵其有皮,丹漆若何?’”这里所说的“义”也是外在的容貌,用比喻的手法说宋国的败将华元不要面子,脸皮太厚,像犀牛皮一样。而在春秋时期不同的人对义的理解是不同的《, 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说其弟弟共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这里所维护的义是周的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不可动摇,否则便是不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这里说的义是尊敬周王,对义又有了新的理解,义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义”内容的演变,反映了春秋时代的思想变化,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会政治的变化。“义”成为道德规范的原则,也是人们需要遵循的,特别是一些大夫更是率先垂范,如《左传·哀公五年》载,晋国范氏的手下王生,不记个人恩怨,不记个人得失,将自己的仇人推荐为宰相。当他的主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精也。臣敢违之!”这里的义又有了新的内容,把对君主国家的忠诚视为义的内容,也成为义的主要标志。这里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理想的伦理关系,其深微处给人以遐想。春秋时期文化核心是以人的伦理结构为特征的,这是对西周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反映在社会生活中是人们的精神追求,更是生命的追求。
第三,孝。这是西周时期维护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的道德规范,并且由“孝”衍生到“悌”,进而形成“孝悌”观念,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受到冲击,日趋淡漠。这种孝悌观已不适合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春秋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声势显赫的齐桓公,称霸近40 年,最后因为几个儿子争位被围在宫里,无水喝,无饭吃,死后尸体生蛆,67 日后才被埋葬。这件事从孝悌的道德观上看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然
而没有受到多少谴责,人们认为桓公之死是一种必然。这种情况说明血缘关系的衰落,标志着时代的进步。虽是宫廷之争,人们已司空见惯,也反映了当时孝悌观念的淡漠。当然,由于我国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影响的长期存在,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不但接受了孝悌道德规范,而且还发展了这些规范,并大力提倡推行。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这种血缘关系不可分割的天然属性。父母与子女之间,是血缘天性的情感。朱子曰:“父子兄弟为天属”(张伯行《续近思录·卷六》) 。这份天然属性的亲情,是与生俱来的,是每个人不学而能的,子女是秉承父母的精血而来,这便是和父母的血缘绾带, 不可分割, 形成骨肉之情。[1 ] (P384)《论语·子路篇》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对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阴,子为父阴,直在其中矣。’”人间的矛盾与冲突,只能在血缘关系的化解下,才能消声灭迹。《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怨恨母亲帮助弟弟共叔段反叛自己,发誓说:“不及黄泉勿相见也。”后来郑庄公心生悔意,接受其贤人颖考叔建议,与其母“厥地及泉,遂而相见”,和好如初。在血缘关系的感召下,在孝悌道德观念下,一切怨恨化为乌有。在《诗经》中,这类诗歌内容较多“, 无父何怙? 无母何恃? 出则衔恤,入则靡至。”(《小雅·蓼莪》) 这里说没有父母的孩子,进了家门,屋内空空荡荡,回家和不回家一样。父母是子女的依赖,父母是子女的后盾,父母对子女抚育是无偿的、心甘情愿的,“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生育抚养,殷勤照顾子女,时刻叮咛提携,使子女在成人之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就是尽孝。这一道德观念是由血缘关系衍生出来的,同时也成为“孝悌”这一伦理关系的重要内容,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的道德是奴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 ] (P52) 。道德是思想意识形式之一,因此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思想也就成了具有统治地位的道德思想。
第四,忠。这个道德规范在春秋时也逐渐被人们重视,流行开来。郑玄解释曰:“忠,是中心曰忠,中下从心,谓言出于心皆有忠实也。”(《周礼·地官疏》) 在春秋时,忠被认为是“德之正也”“, 民之望也”,是官吏们必备的品质。“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它的内容是指利于公,利于社稷。“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王风·黍离》)《小序》曰:“悯宗周也。”《大序》谓:“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离去。”从《小序》、《大序》所言可知,周大夫面对庭庙长满黍苗的情景,无限伤感,心中忧愤,对周王室的“忠心”化为忧郁之情。此处可知若无对周王室的“忠”,即无对此景的伤,忧从中来,伤从景生,把一个周大夫面对凋敝的周王室庭庙展现出的步履蹒跚,心中忧郁,悲愤至极的状态,情景生动地再现出来,痛悼西周王室的覆灭,尽现忠心。《诗经》中表现“忠”意的这类诗歌很多,这类诗歌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士人“忠”的道德意识联系纠缠到了一起,春秋时期所谓“忠”的道德,不是把周天子作为客体,纯粹地忠实于它。虽然“忠”意构不成体系,而春秋时期创作的诗歌主要指出“忠”意,把人的思想、意识引向自由或适意,引向内心的自我抒发或愉悦,同时“忠”意也为当时士人心灵的栖息之地,带给人们的心理活动又有所不同。在表述中体现“忠”的伦理道德意识,从中可以看出“忠”的行为规范,此时已经深入人心,社会上的广泛宣传使用,形成约束人们的道德规范,以此要求人们、规范人们。
第五,仁。仁这个概念在春秋时代逐渐使用起来,成为爱君、爱亲、惠人的统称。它不只是道德行为,而且也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道德情感。[3 ] (P63) 而在春秋初期,仁的内涵还不够完整统一,各诸侯国之间均有不同的标准,在齐国,大臣陈完在谏止齐桓公夜饮无度时说:“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这里所谈的“仁”从内容上看是一种礼仪规范,并不具有其他含义。宋桓公的两个儿子互让王位,太子说:“目夷长且仁,君其立
之。”而目夷却让太子,他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左传·僖公八年》) 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仁的思想内容日趋丰富,仁开始成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一切道德行为都由仁
出发。《左传·襄公七年》记载“好仁”的具体内容是:“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合为仁”。这里可以看到仁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不再是单纯的礼仪规范,而且含有“恤”、“正”、“直”,这三者结合构成“仁”的概念内涵。春秋以来应用更加普遍,逐渐成为诸德之和,到了孔子这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孔子把他所认为的人类美德和有价值的道德规范,都包括在“仁”之内,“仁”成了全德之称,成为了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的内涵在春秋早期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对人的社会价值的高度重视和强烈追求,也是中原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决定的。在人类历史上,每当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烈,天下混乱,群雄逐鹿之日,也是“仁爱”意识体现最为强烈之时。春秋时期正是中原大地频繁展现这种历史的舞台,这种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在巩固发展与保卫统治的历史舞台上,各自尽显本色,在这社会转型变革的时期,一切都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这就促成了中原大地“仁爱”道德意识的发展,希望借此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需要“仁爱”,他们的强烈呼唤,使得春秋时期形成了一个共同点,没有了阶级界限,跨越了国界,四溢开来。尽管“仁爱”的原则处处强调,时时呼唤,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不可能取代军事上的占领和政治外交舞台上的明争暗斗,更不可能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春秋中期“, 仁”的道德理论,在孔子的手里发展完备、走向成熟。春秋时期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丰富的,在《左传》中的反映是多方面的。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伦理道德思想获得了巨大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伦理学理论。它对以后两千多年来的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 罗宗涛. 中国的伦理诗[A ] . 中国诗歌研究[ C] .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2001.
[ 2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 陈瑛,等. 中国伦理思想史[M] . 贵阳:人民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