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问题是一个与每个人关系极为密切,而人们又不能不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自从人类有了意识之后,人类就开始思考生死问题,开始探讨生命的价值和死亡的意义。孔孟对这一人生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系统的总结,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早期儒家生死观。
一、“未知生,焉知死”———生存的可贵性
在生与死二者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孔孟的态度十分明确———重生。
《论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1] ( 《先进》) 朱熹解释:“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 不可躐等, 故夫子告知如此。”[ 2](P113) 认为对生死道理的了解是有先后之分的。程子云:“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2] (P113) 认为只有懂得了生之道才能懂得死之道。这里孔子并非回避生死问题,并非主张人们不去侍奉鬼神,也没有主张人们不去考虑死亡的道理,正如朱熹和程氏所说的,是希望人们首先思考活着的道理,首先把活人侍奉好,在此基础之上再去思考死亡的道理,再去侍奉死人,强调在了解生与死的道理时有一个顺序上的先后。孔子还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1] (《泰伯》) 可以看出他时时刻刻注意到安全问题。还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孔子是珍爱生命的。《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可以看出人的生命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另外,三代以来的人牲、人殉制度是残害生命的最残忍的方式,孔子对这种制度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3] ( 《梁惠王上》) 骂人断子绝孙,在古代社会里是非常刻毒的,孔子连发明木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咒骂,对于用活人殉葬就更不用说了。可见人的生命在孔子心中是多么重要。
孟子发扬了孔子对生命关爱的思想,这突出地体现在其“仁政”学说上。从孟子所言“仁政”的具体内容来看,无一不是关注人民的生计冷暖,力图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充分享受人生的天伦之乐与生命的欢悦。“仁政”就是使人民“有粟如水火”,“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3] (《尽心上》) 孟子如此关注民之养,其目的无疑是使人民摆脱“饥色”、“饿殍”的非人状态,而其所依凭的价值观念,正是“善待生命”。
孔孟关爱人民的生命,这与只知道开疆拓土、奖励耕战、“执二柄”和“致民死地”的法家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一个社会不论生产力多么发达,如果以完全牺牲人道主义和公正原则、剥夺人民的自由与幸福为代价,这种社会也是不足取的,而且也无法维持长久[4] (P131) 。
二、“自古皆有死”与“死非命也”———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在生与死的联系问题上,孔孟一致认为人有生必然有死。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 ( 《颜渊》) 这段话说明了人的死亡具有必然性。关于死亡的必然性,孔子还提出了“死生有命”的命题。“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1] ( 《颜渊》)“死生有命”指生死都是由命运所安排的。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子夏到底是从谁那里听说“死生有命”这一命题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子夏闻之于孔子[5](P102) 。毕治国先生认为孟子传承孔子所说“死生有命”的思想[6] 。笔者同意以上两位先生的意见:“死生有命”的命题是子夏从孔子处听来的，“死生有命”的思想源于孔子。
人有生必有死,这是必然的。但是人什么时候死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人是寿终正寝,那可以说是正常的死亡,体现了死亡的必然性。但如果不是寿终正寝,则是偶然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 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 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7] ( 《五仪解》) 这是关于死亡偶然性的一段对话。在孔孟看来,死亡的偶然性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死得其所,一种是不死得其所。如果是为了仁义而死,那么死者是死得其所。反之,就是不死得其所。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 ( 《卫灵公》) 死亡虽然是人人所痛恨的,但是为了成全仁,在必要时可以主动舍弃生而选择死。朱熹解释说:“理当死而求生,则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当死而死,则心安而德全矣。”[2] ( P147) 他认为人应该死时就不要选择生,否则就会败坏德性。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舍生取义”的命题:“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吾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毋丧耳。”[3] (《告子上》) 这是说,与生存相较,义是让人更为追求的东西。他主张人要舍生取义。孟子还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3] (《尽心上》) 这是认为,天下清明,君子得志,道因之得到施行;天下黑暗,君子守道,不惜为道而死。孟子认为虽然死亡是一件很令人不快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为道而死,则死得其所。孟子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3] (《尽心上》) 关于“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朱熹解释为:“人物之生,吉凶祸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至而至者乃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顺受乎此也。”[2] (P324)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孟子认为能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是死得其所,是死于“正命”,反之,犯罪而死与立岩墙之下导致的死亡就属于“非正命”。
为何孔孟强调在生死关头人们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要从儒家的社会理想说起。儒家是因为关注社会秩序才关注人的生命,而非因为关注人的生命才来关注社会秩序。如前所述,儒家非常重视人的生命,但是在儒家那里,人的个体生命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它从属于其社会秩序,人的生命价值从属于其社会价值[8] 。正因为如此,在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
虽然孔孟主张人要死得其所,但他们并不提倡无谓的死亡。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1] ( 《述而》) 空着手与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孔子是不赞成的,即不赞成无谓的死亡,也就是认为这样的死没有任何价值意义,不符合儒家的成仁要求。那么在生死关头是否一定要选择死亡,不选择死亡就不能称为成仁呢? 孔子弟子子路、子贡就曾问: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死尽忠,而管仲却没有选择死亡,这样算不算是仁呢? 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1] ( 《宪问》) 在孔子看来,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关键看目的是什么。如果在生死关头选择生是为了成就更大的仁,还是要选择生的。可见,是否成仁要看最后的结果而定。管仲在召忽选择自杀殉忠的情况下而选择了生,成就了一番霸业,使民众受到莫大恩赐,这才是最大的仁。孔子不仅没有批评管仲的生,而且大加赞赏,称“如其仁,如其仁”,显现了孔子在“杀身成仁”态度上的灵活性和辩证性。其根本出发点是成仁,生和死只是达到仁的方式。关于召忽之死,孔子评论说:“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7] (《致思》) 他认为召忽虽然殉职而死,但为了成仁做得太过分了,不值得称赞。
孟子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也有类似的看法:“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3] ( 《离娄下》) 孟子认为在可死可不死的情况下,就没必要选择死亡。有一则对话反映了孟子的态度:“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3] (《离娄上》) 孟子在这里讲的“权”就是一种比较灵活辩证的态度。孟子认为,礼虽然很重要,但一般的礼节与人的生命仍然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要区分什么样的“礼”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什么样的“礼”不可以去白白送掉生命。可见,孔孟在生死抉择问题上还是比较慎重的,并不是绝对地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实质是以群体主义为价值本位,是一种道德价值取向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无数英烈的光辉支柱,它鼓舞无数人为国家和民族赴汤蹈火,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当然,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也有一些消极影响。正因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思想的实质是以群体主义为价值本位,所以它否定了个体的意志与自由,本身便存在着夸大群体的价值、贬低个体的价值的思想倾向。在付诸于实践的过程中,容易陷入群体、社会的利益得到保护而个体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的境地。
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与“大哉,死乎”———悲死与安死的态度
在对死亡的态度问题上,孔孟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情。
一方面,孔孟认为死亡是可悲的。“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1] ( 《子张》) 孔子认为人不会自动地充分发挥感情,如果有,一定是在父母死亡的时候,就是说死亡会引发人们强烈的感情。那么这种强烈的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在孔子看来,死亡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死亡引发的感情是悲哀。这从他对颜渊死亡这件事情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当颜渊死去的消息传来时,孔子痛苦地喊道:“噫! 天丧予! 天丧予!”[1] ( 《先进》) 在孔子看来,既然死亡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那么人们办理丧事时宁可缺少仪礼也不可缺乏悲哀之情。他说:“故夫丧亡,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祀,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7] ( 《曲礼子贡问》) 即是说,举办丧事,与其缺少哀痛而丧葬物品丰厚、仪礼完备,不如丧葬物品不足、仪礼欠缺却充满哀痛的感情。举行祭祀,与其缺少敬意而祭祀物品丰厚、仪礼详尽,不如祭祀物品不足、仪礼欠缺而充满敬意。正因为孔子认为死亡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所以“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1] ( 《述而》) 。正是因为孔子认为死亡可悲,所以在他看来,人们厌恶死亡:“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7] ( 《礼运》) 孔子明确指出人们最喜欢的事情是饮食富足和男女情爱,人们最厌恶的事情则是死亡和贫苦。在死亡问题上孟子具有与孔子相同的态度。孟子以为,人是厌恶死亡的。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3] (《离娄上》) 又说:“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3] ( 《尽心下》) 他认为死亡是与悲哀联系在一起的,死亡是可悲的。因此,孟子进一步认为,死亡是人们极力避免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3] (《梁惠王上》)
另一方面,孔孟又认为死亡是一件乐事,他们在死亡问题上具有安死的看法。《荀子·大略》引述了孔子的话,把“死”是人们安息之域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 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人生前既无可安息之时,也无可安息之处,无论是学习、从政、侍奉父母、对待妻子儿女、交友乃至务农等等,人们都需勉力勤奋,不可有任何喘息观望的念头,更不能有丝毫懈怠的举止。因此,那高如堤岩、雄伟如山巅的坟墓,才是人真正的安息之地。所以子贡说死亡嘛可就好啦! 君子休息了,小人也休息了。这是对死亡的赞美。由此我们知道,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最终都要走向死亡,而这死亡,思想起来又是何等壮伟呢! 宋代大儒朱熹对此说得很清楚:“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9] ( P1406) 宋代张载也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10] ( 《乾称》) 意思是说,活着,顺应遭遇的一切;死了,便获得了安宁。
孔孟的安死思想与先秦道家的乐死思想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先秦道家与孔孟都同样认为死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都认为死亡意味着休息,意味着摆脱生的劳累。《庄子·至乐》篇中的一个故事说,庄子有一天看到一个骷髅,就敲打着问那骷髅为何而死,并在梦中答应让司命神仙恢复骷髅的生命。结果骷髅不仅没有任何感激之情,反而大叫宁愿死,不愿生。他告诉庄子,死后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虽南面称王,也不如死后快乐,故此不愿再生,不愿复受人间之累。庄子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生令人痛苦而死令人快乐的思想。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孟虽然认为人生是劳累不堪的,但并没有主张人逃离现实社会,而是主张人们勇敢地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为家庭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然后走向生命的安息之地。儒家所说的死的安宁,是完成了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之后,心灵的安宁。先秦道家认为对社会与家庭尽义务是一种负担,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人生充满了痛苦。由此先秦道家主张人们游世、避世,放弃自己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
在对死亡的态度问题上,孔孟一方面认为死亡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认为死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对此如何理解呢? 在孔孟看来,死亡本身具有两面性。说死亡可悲,是因为人生中虽然有痛苦但也不乏欢乐,人死以后再不能拥有这些欢乐,所以死亡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说死亡快乐,是因为由此可以摆脱生活中的劳累,可以免除生时战战兢兢的追求,能免去烦恼,可以在人生的最后的驿站得到安息。
四、“慎终追远”———对死亡仪式的重视
前面谈到,在生与死二者孰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孔孟更为重生,但这并非表明他们忽视死亡。事实上,孔孟对死亡仪式是十分重视的。死亡仪式主要包括丧葬和祭祀。《中庸》引用孔子的话:“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2] (P26) 孔子认为如果明白了祭天地、祭天子宗庙祭四时的礼仪,那么治理国家是很容易的事情。《论语·尧曰》中提到“所重:民、食、丧、祭”。在这里孔子将丧祭等事情提高到与吃饭同样重要的高度,可以看出孔子对丧葬祭祀的重视。孔子主张人们要重视祭祀,这从他对禹的称赞中可以看出来:“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1] ( 《泰伯》) 孔子主张重视祭祀,他自己对此身体力行。他说:“吾不与祭,如不祭。”[1] ( 《八佾》) 主张祭祀祖先和鬼神要真诚。孟子对于祭祀埋葬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3] ( 《离娄下》) 孟子认为养活父母不算什么大事情,只有给他们送终才算得上一件大事情。当然,与孔子相比较,孟子对祭祀谈得要少一些。有统计数字表明,《论语》仅一万两千七百字“, 祭”字出现十四次；《孟子》有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多字，“ 祭”字仅出现九次“, 祭祀”仅出现两次,而且都未作主要论题[3] (P11) 。
孔孟认为丧葬和祭祀不能随随便便进行,都要依礼而行。“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 ( 《为政》) 孔子主张父母活着的时候要依礼侍奉父母,父母死后要依礼埋葬和祭祀。朱熹解释云:“生事葬祭,事亲之始终具矣……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而不苟,其尊亲也至矣。”[2] (P50) 孟子说:“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3] ( 《滕文公下》) 在孟子看来,牛羊、祭具、祭服不具备,不敢用来祭祀,也就不能举行宴会。强调祭祀要按一定规矩进行,要依礼而行。
孔子还认为悼念死者也要以礼义为标准,不符合礼义的就不要去悼念。(琴牢) 与宗鲁友,闻宗鲁死,欲往吊焉,孔子弗许,曰:“非义也。”[7] ( 《七十二弟子解》) 琴牢和宗鲁是好朋友,听说宗鲁死了,想去悼念他,孔子不允许说:“这不合乎义。”
礼的规定是十分繁琐的,即便是对于人们哭泣死者的场所也有规定。哭泣的场所随着死者与人们关系的远近而有相应的规定。“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 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之寝;朋友,吾哭之寝门之外;所知,吾哭之诸野。今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而见我,吾哭于赐氏。’”[7] ( 《曲礼子贡问》) 另外,哭泣的样子要文雅而不能粗野。“郕人子蒲卒,哭之呼灭。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 孔子恶野哭者。’哭者闻之,遂改之。”[7] ( 《曲礼子夏问》) 郕人子蒲死了,有人哭着喊他的名字灭。子游说,像这样哭就粗野失礼了,孔子不喜欢这样粗野失礼的哭。哭的人听后马上改过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孔孟虽然主张丧葬祭祀都要依礼而行,注重宗教活动的规范性,但他们并不主张任何时候都不折不扣地按照礼的规定进行,他们强调根据实际情况对礼加以变通。有这样一则对话:“子路曰:‘伤哉贫也! 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谓之孝。敛手足行,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谓之礼。’”[11] ( 《檀弓下》) 子路因为自己没有钱财奉养父母和为父母办葬礼而感叹,孔子安慰他说,即便是吃豆粥喝清水,但能让长辈开心也可称作孝;长辈去世了,衣被能够遮盖全身,入殓后就埋葬,没有外椁,只要办丧事的花费和自己的财力相称也可以看作是符合礼了。这段对话的意思是说,并非不折不扣地按照礼的规定来侍奉生者和死者才算是依礼行事,才算是孝敬长辈,只要是根据自己的财力物力情况尽可能让生者高兴、对得起死者就算是依礼行事了。有一件事就反映了孔孟的这一理念。鲁国的少年汪踦在一次战斗中战死,鲁人想不用孩子的丧礼来安葬,向孔子请教。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11] ( 《檀弓下》) 殇礼是为未成年而死的人举行的,比较简易,但少年汪踦是为国家社稷而死的,死得有价值、有意义,因此孔子主张应该用成年人的礼仪来举行葬礼。
为何孔孟十分重视死亡仪式呢? 曾子的一句话点出了其中缘由:“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 (《学而》) 慎终指举丧要尽其礼,追远指祭祀父母或族宗要尽其诚。即是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自然就会使民众变得忠厚淳朴,起到一种教化的作用。《礼记·祭统》中儒家也提到了丧祭的这一重要作用:“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祭者教之本也己”,“夫祭有十伦焉:见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按照儒家的说法,丧祭礼仪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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