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玉顺“生活儒学”是近年来“复兴儒学运动”、新“文化保守主义”之一种。“生活儒学”以“生活”为基底，以破解—回归—构造为基本进路，上承原始儒家学说，援引西方现代哲学范畴重构儒家形而上学。“生活儒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关键词：黄玉顺；生活儒学；儒家；形而上学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勃兴，围绕着“中国文化之走向”问题，学术界展开热烈的探讨与争鸣。随之而来的“复兴儒家运动”、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浮出水面，日渐进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视野。事实上，自制度化儒学消解以来，人们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念，对儒学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与评判从未间断过。青年学者徐庆文认为，随着制度化儒学的消解，儒学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向。从总体上看，除港台及海外当代新儒学外，近年来儒学复兴思潮主要有哲学儒学、知识儒学、生活儒学、民间儒学、人文儒学和政治儒学。然而，限于文章篇幅与个人学识，笔者谨以黄玉顺“生活儒学” 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基本理路并略置评议。不妥之处，敬请黄玉顺先生和学界专家斧正。
一、问题的缘起:现代新儒学的双重困境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随着清帝国的崩溃瓦解，制度化儒学的分崩离析，儒家传统再无栖身之地。儒学的未来走向成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纷纷提出别具特色又富有创新的思想体系以重建儒学形上体系。20 世纪20 年代初，以弘扬民族文化、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勃然兴起。新儒家学者一方面认同传统儒学，以承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另一方面适应现代思潮，援西学入儒，走融合中西、“返本开新”之路。在现代新儒家三代学者苦苦追寻与艰难探索下，现代新儒学成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问题，儒家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探讨的主题，时至今日依然如此。现代新儒家力图在此领域有所建树，也曾作过不懈努力，但至今成就不佳。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指出：现代新儒学与中国近现代其他思想流派一样，都有着对中华民族未来前景，儒家传统与西方现代科学、民主等重大社会问题的深情关怀。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新儒家对这些生死攸关的社会问题，并未做出深刻的交代。 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未有突破性的成就，主要在于他们把毕生精力放在儒学形式上的现代化上。久之，积重难返、危机四伏、令人堪忧。首先，理论创建上，“返本”与“开新”脱节，“内圣”与“外王”不相适应。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返本开新”的儒学复兴运动，始终认为传统儒学之“本”必然可以开出现代科学、民主之“新”。然而，儒家传统贵义轻利、重道德轻知识、重义务轻权利的价值观念，显然与以科学、民主为特征的西方价值观念大异其趣，“甚至在基本的方面都是对立的”。 所以，以传统儒学疏导科学与民主，在学理上相悖，在实践上更行不通。其次，实践进路上，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创获与现实社会相脱离。尽管现代新儒家个个著述等身、思想深邃、名扬海内外。但由于其理论纯属学院式思辨，脱离社会现实，在现代中国应者寥寥、反响甚微。自其产生以来，现代新儒家从未形成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新儒学”文化运动。
基于上述原因，李泽厚认为，现代新儒家若不改弦更张，“只在原地踏步，看来是已到穷途了”。幸运的是，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种趋向，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契机的途径。与现代新儒家相比，他们以开阔的哲学视野、独到的思维方式和开放的文化心态来重新审视儒学的当下处境，并深入探究儒学研究方向的新展开。作为“复兴儒学运动”、新“文化保守主义”之一种的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应运而生。黄玉顺上承原始儒家学说，援引西方现代哲学范畴来重建儒家形而上学。
二、“生活儒学”义旨：重构儒家形而上学
2004 年5 月，在一次与《原道》主编陈明的网上讨论中，黄玉顺正式提出“生活儒学”，并进而指出，“虽然在这次讨论中，我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但实际上在此前的一系列文章里，我就已经实质性地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思想”。 那么，何谓“生活儒学”？简言之，“生活儒学”就是面向生活的儒学。而“面向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无不源于生活、归于生活。黄玉顺认为: 面向生活、以生活为本源的儒学，“是孔子当初创建儒学的夫子之道，也是我们今日重建儒学的必由之路”。纵观黄玉顺的哲学致思，其“生活儒学”理论建构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剖析。
（一）“生活儒学”产生之语境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学术流派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生活儒学”亦不会例外。黄玉顺认为，“生活儒学”的提出，有其当下的语境，就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而“儒学复兴运动”概念则是黄玉顺在一次网上讨论中提出的，意在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趋向的“一种概括性的标识”。这个标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详言之，“生活儒学”产生的语境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念的语境。黄玉顺指出，就观念语境而言，儒学的复兴在深层观念上对着当代哲学或当代思想，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观念。在他看来，这是必须加以应对的，否则就谈不上儒学的当代复兴。在“生活儒学”上，黄玉顺始终秉持一个基本的信念：“儒学”的复兴，虽然并不等于但无疑首先是儒家“哲学”的重建。另一方面是现实的语境。黄玉顺认为，观念的语境有其现实生活的渊源，观念本身也归属于生活。因此，儒学的复兴，首先面对着现实语境。所谓现实的语境，“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生活样式本身”。这也是黄玉顺“生活儒学”独特之处之所在：“在我看来，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用儒家的话语讲，唯有生活，才是我们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
（二）中国有没有形而上学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深化，中国哲学愈来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这些冲击与挑战在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规范与浓缩下进一步凸显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出于民族自尊与自我辩护的现实需求，中国有没有哲学，有没有形而上学成为思想文化界长期争论的焦点和热门话题。这也是“生活儒学”倡导者黄玉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理论课题。当代学者张志伟认为，形而上学是一个专有名词，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语术，但却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换言之，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用过“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所以形而上学仅仅是西方哲学的东西。针对这一论断，黄玉顺予以强烈反驳。在他看来，这是极其荒诞的逻辑，用这种荒诞的逻辑来否定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科学与民主等，是没有说服力的。中文“形而上学”这个译名出自“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周易·易传》） ，难道中国古人的这种形上思考不是形而上学吗？并进而认为：“假如说中国没有形而上学，那就意味着中国人从来不思考世界、人类、上帝，不思考某种终极存在者、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最后‘根据’的那种存在者。” 然而事实上，“便在儒家，这种终极思考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常识”。故而，黄玉顺如是说：“我提出重建儒家形而上学，意味着我肯定儒家向来有其形而上学。” 因为“生活儒学”的根本宗旨，就是在生活本源上重建儒家形而上学。
（三）“生活”与儒家之关联
在黄玉顺看来，“生活”与儒家不仅有关系，而且是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实质关系可以从“生活”与情感、“生活”与“仁爱”两个层面来论证。首先，“生活”与情感的关系。众所周知，生活总是表现为生活感悟，包括生活情感与生活领悟。但是，“生活”与生活感悟不是传统哲学范畴“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生活就是显示本身，显示的就是生活本身，这种显示既是本质，又是现象。换言之，生活与生活感悟就无所谓谁是本质，谁是现象。事实上，生活必然显示为生活情感，没有情感的“生活”是不存在的。《中庸》对“性”与“情”有精辟的界定：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由此可见，儒家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情感哲学，一种爱的哲学。
其次，“生活”与“仁爱”的关联。如上所述，“生活”显示为生活情感。那么，儒家如何连接“生活”与“仁爱”？在黄玉顺看来，就儒家而言，这种生活情感最核心的就是“仁爱”。因为，现实中的生活情感不仅仅只是仁爱。中国传统社会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之说。然而，这些情感是如何形成与呈现的? 黄玉顺认为，生活情感来源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情绪，而人的情绪是生活感触的直接观照。换言之，生活感触→生活情绪→生活情感。他以《论语》的“三年之丧”为例说明“仁爱”产生的根源：正是基于对父母的爱，并根据当时的生活方式，人们才会作出“三年之丧”的生活礼仪。也就是说，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基于家庭的伦理道德，却源于人们的生活本身。
综上所述，“生活”与儒家相融相即、相即相入。自孔子创建儒学以来，历代诸儒都十分注重儒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而儒家哲学最高追求就是使理想生活化，或者说生活理想化。甚至可以说，儒家学说就是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气质风貌和一种高尚人格。
（四）“生活儒学”致思进路：破解—回归—构造
黄玉顺指出，在总体的学理思路上，“生活儒学”是在与现象学胡塞尔、舍勒，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平等对话中展开的。这种对话实质上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展开，也就是生活本身的一种显示形态。然而，与胡塞尔、海德格尔所谓的“奠基”不同，“生活儒学”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致思进路：通过破解传统儒学，进而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本身，并在作为源头活水的生活感悟的地基上，重新建构儒家形而上学。一言以蔽之，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实质，就是追根溯源，揭开原始儒家理论之基，并在一种全新的地基上重建儒家形而上学。
1．破解
如何破解？黄玉顺认为，生活儒学的破解，就是要回归到先于任何形而上学构造之初的生活本源。因为儒家形而上学是在孔子那里开始建立的，故而必须拆除原始儒家形而上学的理论大厦，让其地基坦露出来，并重新夯实这个地基，为儒学重建清理场地。显而易见，黄玉顺所说的破解就是一种破坏，但它是一种富有积极建设性的破坏，意在探究儒家形而上学是如何建构的。破坏又是为了更好地释放，释放出儒家形而上学的新的可能性，实现儒学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2．回归
破解的逻辑进路在于：回归生活本身，回归我们真正的田园。在黄玉顺看来，“回归作为一种向某种‘目的地’的进发，亦即：从最近的地方向最远的地方进发”。这个最近的地方无疑指的是现代新儒家，而最远的地方则是原始儒家，即儒学创立之初的孔孟荀三圣。现代新儒家作为回归的出发点，乃是最近的地方；然而它恰恰又是最远的地方，因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离家最远的儒家形而上学。他援引陶潜诗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陶渊明集·归去来辞》） ，极其精要地说明回归儒家传统的价值意义。
3．构造
只有破解了传统的儒家形而上学，我们才能回归生活本源。而回归生活之源则意味着儒家形而上学的重构。如果说，破解与回归目的在于清理场地、保持水土，那么构造乃是栽种儒家形而上学这棵参天大树。黄玉顺把儒家形而上学构建分成三个层级：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基本进路可概括为：在生活本源这个形而上学之源的地基上构造形而上学本身，并在此基石上进行一系列诸如逻辑学、知识论、日常人伦等形而下学的制度与规范。以“生活”为基底重构儒家形而上学能否成功，我们不得而知。然黄玉顺却十分坦然地说：“这条进路的前景如何？我不知道。我此时此刻所能想到的，就是闻一多的诗句：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尽管黄玉顺“生活儒学”目的在于以现代西方哲学反观儒家传统，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存在“义陈过高”、“不切实际”的可能。但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中，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汹涌而来之势，这就需要我们不能一如既往地把西方文化作对敌对的或对立的东西，而要把它作为儒家传统重建的有益助力。儒学在当代应如宋代吸纳和消化佛学那样，积极主动消解现代西方文化。
三、“生活儒学”评判：形上建构意义何在
综合上述黄玉顺“生活儒学”之义旨，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生活儒学”为正在遭受空前厄运的儒家传统提供一种可能展开的新向度。尽管制度化儒学解体几近百年，但儒学的基本精神与核心理念已经积淀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儒家传统早已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之中，成为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儒家传统的全面复兴提供了可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突出重围，重新鲜活原始儒家的本真意义与普世精神。当下，这种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生活儒学”的出现及展开，必然会与日常生活保持一种合理性的互动，进而可以使儒学做到与时俱进，根据生活的千变万化来调适自己，从而使儒学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拓展。
现代新儒学的多维困境留给我们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儒家传统的现代复兴，不能局限于书院式的理论构建，不能立足于漫无边际的哲学思辨，不能满足于对儒家传统的自我迷恋，而要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使儒学生活化。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当前儒学展开方式确实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变，谨慎的态度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带来突破的方式改变。“生活儒学”破解→回归→构造的学理思路给我们诸多有益启示：一方面，对儒学思想、观念、体系的破解与整合，使儒学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后果凸显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可以掘发出儒家传统真正与生活相关的价值与意义，切实打通儒学与生活的内在理路。在此意义上说，黄玉顺对儒家形而上学的形上致思，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智的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使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生活儒学是儒学几度风雨、延续至今的一种根本选择。总之，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言，对儒学的普世价值而言，回到源头、走向生活的“生活儒学”是新世纪之初儒学展开的最重要的理论创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