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学术的发展往往以一些新学科的自我定位作为一种重要标志，而定位的结果就是学科愈分愈细；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那些世界级或国宝级的专家，却往往是跨越几个不同学科的通儒。近几十年来学科结构的细化及其导致的学术传授中画地为牢的倾向，一方面使旧时代培养起来的少数通儒在培养人材上其作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导致新人的知识面越来越窄。结果就是，学术愈发展而通儒愈少。
原有的通儒其才未尽其用，新的通儒培养不出来，学科就会慢慢走向萎缩，又怎能有持续性发展？
那么，结症在哪？如何解决？
现在的学科结构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是硕博士点建设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是有关方面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制定的。在人才培养上，我们遵从前一种结构的学科分工；在科研立项上，又遵从后一种结构的学科分工。这两种专业结构，用来涵容在这种结构中培养起来的中青年学者，一般可以作到；但用来涵容年纪更大、成就更高的学者，就必须"削足适履"。这样讲的理由是：从学科上说，高等学府的文科，是累积型的学科：学术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材料、观点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它与自然科学的一些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和规则的更替的应用型学科不同。文科特别是其中的传统学科，要出最佳成果，超过前人，必须有足够的积累，要特别重视师承。从学者上说，这些老学者在受教育时并不遵从现在规定的学科结构，他们的知识和经验都不以现有的学科体系划界；他们丰富的人文、社会体验，使本来积累的知识炉火纯青。这岂是一个四界都划定的学科所能框住的？一位国宝级专家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其精外有博、博中有精的独特风格和不同一般的学术内涵。然而不幸的是，半个世纪来按学科划分教研室来框定专家的高校模式，把许多老专家放到这样的模子里，把他们宝贵的才能给束缚往了。
以启功先生为例。启先生的出身、早年经历和自己的好学深思，造就他睿智的学术眼光。青年时代得遇陈垣校长和其他几位名师，又推动他学识的精进，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独到的体验比比皆是。他在字画碑帖鉴定、传统诗词书画的美学价值和内在规律的探讨、对汉语汉字的理解、对书法的研究……都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尤其是他在表达上富有个性的言语方式，可以称得上"唯一"。他的学养带有综合性，带有经验性，一旦把这些框到无论哪一个小格子里--如古典文学，又如文献学，等等，原有的知识内涵就无法充分体现了，反而不如那些一开始就在小格子里培养出来的人那么适应。
启先生是如此，其他老先生哪一位又不是这样？
怎样评价这些国学大师的价值，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准确的学术定位，怎样发挥这些权威的专长，能否找到一种妥切的方式来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这实际上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不只是关系老专家，也关系到青年学者的成才，关系到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人为画定的小框里老专家难以施展身手，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趋窄，学术眼光趋短，跨学科、知识面广博的"通儒"更是难以造就；同时也导致学科萎缩。
学科分类趋于严密和研究课题专业化，固然是学术发展的大势和结果。但是，科学的学科结构精确化的合理性，是否必然导出教学课程结构细化的合理性的结论？科研领域的术有专攻，是否就意味着学者的知识面可以仅限于所专攻的领域？不妨借鉴一下哈佛大学的做法。哈佛大学的历史教学任务，不是以一两个系承担，而是以历史学系为主，由考古学系、人类学系、古典学系、东亚学系、历史与文学系，以及政府学系、法学院、经济学院，等等，共同承担。每个本科生必须上的专业课和与专业有关的课程，不及全部课程的一半。①我们前人的经验也可借鉴。清代的大学者戴震，精通天文、地理、经学、哲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等，可称通儒，而他的几个弟子则各继承发扬其中一门。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其学问涵盖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传统语言学等方面，他的几位弟子也基本是在其中一方面深造有独得……学术发展了，学科也没有萎缩。因为就他们各自两辈师生而言，学术传授都不受狭小学科结构的限制。
我的意见是，科学的学科分类不妨细，而教学的课程结构必须多学科贯通，尤其是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按现代学科分类划分的现行教研室格局必须打破，只有这样，权威老专家的育人作用才能得到全面发挥，有发展潜力的学者才能培养出来，学术才能真正发展。
注①： 参见牛大勇《哈佛大学历史教学调查报告》，《学术界》二000年二期。 （5月30日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