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辞典》终于编写完成了，有些事如在昨日，有些话不能忘记，用拙笔记下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第一次接触编纂《十三经辞典》一事，是1984年硕士在读的时候，刘学林、迟铎老师刚刚编写完国家辞书规划项目《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拟议编写《十三经辞典》，在当时老校区办公楼三层，我们有过无数次的讨论，拟定初步编写方案，申报国家新的辞书出版规划立项。1990年《十三经辞典》与《十三经词语索引》列入经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1988年—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并被列为陕西省重点工程。应该是198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还是在办公楼刘学林老师的办公室，第一批愿意参与《十三经辞典》编写的老师们开会，确定分工，记得当时是个人领报：刘天泽、曾志华、司少华老师负责编《诗经辞典》，刘学林老师负责《孟子辞典》、《孝经辞典》，迟铎老师负责《尔雅辞典》，韦建培、王楠老师负责《尚书辞典》，王明仓老师负责《礼记辞典》，李辉秀老师负责《论语辞典》，白玉林老师负责《周礼辞典》，吕培成老师负责《仪礼辞典》，裴让老师编写《左传辞典》，关会民负责《榖梁传辞典》，我本想编写以前接触过比较熟悉的经书，刘老师说不行，没有人选《周易》，你就编《周易辞典》吧。有个别经书没有人负责，后来不断又有调整补充，请中华书局的刘尚慈老师负责《公羊传辞典》，西北师范大学的胡大浚老师负责《周礼辞典》，汤斌老师负责《仪礼辞典》，西北大学的马天祥老师负责《论语辞典》，新疆师范大学的饶尚宽老师负责《榖梁传辞典》，四川民族大学的高树操老师参与负责《左传辞典》，再后来就又有陕西师范大学的臧振老师参与负责《尚书辞典》，常金仓老师参与《礼记辞典》，胡安顺老师参与《左传辞典》，还有许多年轻人作为副主编、编写人员参与其事，等等，《十三经辞典》编写队伍不断壮大。
1988年12月20日在学校召开的《十三经辞典》编写工作会暨经学讨论会标志着辞典编写工作的正式开展。记得这次会议是在老校区办公院老工会大楼二层会议室召开的。在这次会上，刘学林老师讲了自己的宏伟设想，像编写古汉语虚词词典一样，要从不会到会，继续学习，对儒家经典十三经，没读过就读么，不会就学么。啥都是人学的，不学当然不会。他还构想，在不远的将来要把陕西师范大学建成全国的经学基地。我校老校长郭琦先生在讲话中说：要编《十三经辞典》，刘学林“胆大包天”，但确实干了一件值得赞扬的大事，他还讲了编纂这样的辞典如何如何重要等等。
接下来开始了辞典编写的艰难起步。一是没钱，二是具体编成啥样子，像两座大山一样摆在了刘学林、迟铎老师面前。困难一个一个解决。刘学林、迟铎老师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第一，尝试用计算机编写辞典。在1988年，利用计算机编写辞典，有些人还颇不以为然，这是我们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的一大创举，当时计算机还为稀罕之物，价值昂贵，国内许多人还没有摸过。刘学林老师把筹措到的第一笔经费用来买计算机，这在当时是需要魄力的。
第二，先从编写《孟子辞典》开始探索。刘老师安排我先划词，然后安排专人输入计算机，一遍一遍地划词，一遍遍修改完善。记得辞典所当时的机房还在老办公楼，外间坐人，里间放计算机，空间狭小，但工作就在此间有序进行着。后来搬到了教学七楼八楼的附楼，条件大为改观。当时边划词边编写样稿，虚词如何编，实词如何写，特别是含经意的词句如何解释，解释到什么程度较好，颇费斟酌。有了样稿，再来反复修改辞典的体例，直到体例定稿。
第三，筹措编写经费。刘学林、迟铎老师夫妇俩南下北上，积极鼓与呼，校外校内，不断宣与传。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师的宏伟壮举，感动了香港慈善人士实业家朱恩馀、谢玲玲夫妇，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感动了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他们为辞典编纂划拨了巨额经费。
然而，过度的操心与劳累，在1994年元月18日，刘学林老师正会见台湾客人，谈文化合作事宜，突发心肌梗塞，19日凌晨，病魔夺走了正在工作中的恩师刘学林老师的生命，全校上下、辞书学界为之震惊与惋惜。
刘老师去世了，《十三经辞典》编纂工作如何办？是半途而废？还是继续进行？这是当时摆在大家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刘学林老师为辞典编纂组建了各种委员会，筹措到了经费，开了一个好头。但他的突然逝世，使我们一时群龙无首。是刘学林老师的夫人、我们的师母、敬爱的迟铎老师挑起了这艰巨的重担。迟老师本是书斋里的学者，不善外交，她与刘学林老师并肩编写虚词词典多年，两人内外分工、夫唱妇随，取得了一系列得到学界高度评价的成果：《常用文言文词典》《古汉语虚词用法辞典》《古文观止辞典》《千家诗辞典》《古汉语语法》等等。在迟铎老师的带领下，大家继续着刘老师未竟的事业。我们几位（白玉林、王明仓、李辉秀、周淑萍、关会民老师，还有刚留校不久的王楠、李孝仓等）立即协助迟老师开展辞典编写相关工作，继续完善辞典样稿以及凡例。记得我把划了几遍的《孟子辞典》划辞稿交了后，应该是1994年的暑假，迟老师、白玉林老师、我、关会民四人，一起逐字逐条讨论《孝经辞典》稿，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学习《孝经》，对“孝道”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一个暑假的劳动，《孝经辞典》正式定稿，也为其他辞典的编纂确定了基本的框架。
在刘学林老师的钦点下，我勉为其难开始了《周易辞典》的编写。我接触《周易》，是在1985年的冬天，易学大家福建师范大学黄寿祺先生来校讲学，黄先生还亲自推演了一卦，从此我知道了神秘的《周易》。所以，刘老师让我编《周易辞典》，是很不情愿的。为了让我们这些以前很少接触经书的年轻人学习经典，刘老师颇费心思，1988年专门聘请了校内一批经学学养深厚的老先生做我们的学术顾问（很伤感的是，《十三经辞典》出齐了，这些老先生大都辞世了），《周易辞典》的学术顾问是当时已经76岁高龄的辛介夫先生。我一有问题，就向辛先生请教，先生诲人不倦。辛先生后来还给文学院的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的学生讲授《周易训诂研究》（先生后来在陕西师大出版社也出版了同名之书），我就跟着先生学习请教，直到2007年1月14日辛先生逝世。我从上本科时就随辛先生学习《古代汉语》、《说文解字》研究，后来一直追随先生读书学习。而从1988年开始跟辛先生学习《周易》到先生2007年逝世，19年间，课上课下，就《周易》的释读研究，《周易辞典》的编纂诸多问题，时时请教，辛先生总是不厌其烦，辛先生循循善诱的精神，至今令学生感念不已。辛先生逝世后，我继续着《周易》的学习与研究，参与《十三经导读》课程，并主讲《周易导读》，其间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并向王宁先生请教有关问题，上课工作之余继续着《周易辞典》的编纂工作。《周易辞典》的初稿在2002年就完成了，但是审稿统稿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来是编写者提供的初稿水平参差不齐，二来许多问题还要重新研究。我与刘保贞、马新钦两位副主编，网上交流，反复讨论，几易其稿。几个寒暑假，我闭门苦读深思，编写、重写、审定《周易辞典》稿，有时为了一个词条而数日寝食难安，每每遇到困难，就会想起西谚：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不要让他蹲监狱，让他编词典吧！有几次都想放弃，为什么要做这苦差事呢？想到已经编完的其他卷辞典，想到因为我而使《十三经辞典》不能成为完璧，更想到逝去的刘学林先生，想到为辞典编写而孜孜不倦、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迟铎老师，我就又打起精神，投入到了编写工作中。直到2012年底交稿，前后24年，我其实很忐忑，《周易》是玄学著作，古今注疏不计其数，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古人讲皓首穷经，而我的《周易》学习与研究才持续了24年，自认为易学修养还不够深厚，尽量自圆其说，其实一些问题还没有彻底研究清楚，以两说并存的方式在辞典中呈现以待贤哲。然而，知也无涯、学无止境，易学研究仍然将是我今后一个主要的科研方向，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对《周易辞典》进行修订，以瑧完善。
谈到《十三经辞典》的最终完成，不能不说说学校把《十三经辞典》列入“211工程”建设项目一事，因为这是助推《十三经辞典》完成的重要因素。学校进入“211工程”重点大学建设行列后，要设立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在时任学校211工程建设处处长李继凯教授的建议下，文学院把《十三经辞典》列入了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并在研究经费上给与大力支持，几乎断炊的《十三经辞典》编委会因此而有了气力，学校、学院、编委会齐心协力，李继凯处长、李西建院长、张新科副院长逢《十三经辞典》负责人就问进展、就催交稿，迟老师总揽其事，白老师处理协调，终于在2012年底全部完成了建设任务。
编写《十三经辞典》是辛苦的差事，而且没有稿费，最初还不算科研成果，但是大家还是在不断地按照编委会的要求编稿子，一遍一遍地修改，一本一本完成。2002年《十三经辞典》（《毛诗卷》《论语卷》《孝经卷》《孟子卷》《春秋榖梁传》）正式出版，其实能出版就不错了，从1988年开始编写到见书，已经过去了14年，书出版了，但是稿费少得可怜，迟铎老师拿到了一位编写者的100元稿费，实在不好意思给人家，没有办法，她老人家硬是拿出自己的100元凑成了200元稿费。这就是现实。《十三经辞典》中只有《左传辞典》《周易辞典》《仪礼辞典》三部因为列入到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才有了稿费，分到每位编写者手中也就1000多元。既然如此，这么多人还执着于编写《十三经辞典》究竟为了什么？说得高尚一点，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完成刘学林老师的未竟事业，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感动于迟铎老师的坚持与毅力：从刘学林老师逝世那一刻起，迟铎老师就接过这副重担，就不打算放弃，迟老师的道德文章，无可挑剔，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迟铎老师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一面旗帜！3000万字的稿子，她几乎都要过一遍，不然不放心，有的稿子几易其稿，青灯黄卷，焚膏继晷，那是需要怎样的体力、心力、智力的苦差事啊！有时候还要受不被理解的委屈，我们有委屈可以向她老人家倾诉、抱怨，而她呢，无人可以诉说！只能默默承受！出版家陈原先生曾经说过，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它是圣人干的。编《现代汉语词典》的韩敬体先生说：“我们干的就是‘圣人的苦役’。”（参《中国新闻周刊网》）是的，迟铎老师就是我们心中的“圣人”！
当前讲中国梦，师大梦！迟铎老师曾感慨地说：“完成《十三经辞典》是我一个梦。我希望梦想成真。”为了一个梦，在迟铎老师的道德文章的感召下，《十三经辞典》编委会同仁通力合作、踏踏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了28年，最终梦想成真！可喜可贺！也可以告慰刘学林老师的在天之灵！
跟随老师28年的辞典编写经历，也培养了一批从事经学、词典编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批人才，这也是人文社科研究值得总结的经验。
人文社科研究，更多的是要坐冷板凳，要出大成果，更要板凳一座十年冷。28年的耕耘，值得记忆的东西很多，我只记下了一鳞半爪，是为琐记，用以纪念这奋斗的28年！
2014/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