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取象比类”作为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前人对其哲学意义、美学意义、文化意义研究甚多，而其产生的其他方面影响却很少论及。笔者试从“取象比类”的句法关系入手，探求《周易》中“取象比类”的句法意义及影响。
关键词：《周易》 取象比类 意义 影响
“取象比类”传统认为源于《系辞·下》：“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一类万物之情。”[1]然而，纵观《周易》经传，这种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却贯通始终。如，在《易经》中，从《乾》卦始，每一卦都通过其外在的物象表明一种哲学思想或社会认识。在《易传》中，《说卦》《大象》《小象》《彖》等则将卦爻与万物人事等进行比附。作为思维方式，前人对其哲学意义、美学意义、文化意义研究甚多，而其产生的其他方面影响却很少论及。笔者试从“取象比类”的句法关系入手，探求《周易》中“取象比类”的句法意义及影响。
一、“取象比类”思维的句法关系。
《系辞》认为“取象比类”中“取象”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象是“像此者”；“比类”则是通过卦爻辞揭示其中的道理，“爻也者，效此者”“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一类万物之情”。“取象比类”的真正目的在于“立象以尽意”。[1]
对“取象比类”的原意，尚秉和也在《周易尚氏学》[2]中作了训诂。他认为：象指四象、四时（时间、空间、方位）“四象即分，五行已出”，“类，阴阳合（遇）谓之类”，取为获取之意，比为考察之意。综合起来，“取象比类” 就是通过获取物象的时空变化，而考察其阴阳五行的属性。
张晓光在《〈周易〉中的类比推论思想》[3]一文中，通过对《系辞》的进一步解读认为，“取象”之象并非完全与物等同，是通过联想、象征、比拟而达到诠释（即“比类”）的手段。
通观这些对“取象比类”的解释，虽各家对“象”、“类”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取象比类”的思维有由此及彼的模式都是认同的。这种由此及彼的思维模式，在《周易》的经传语言中普遍存在。例如：在《易经》中，
《乾·初九》：“潜龙勿用”
《乾·上九》：“亢龙有悔”
《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同人·九五》：“同人，先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在《易传》中，
《大象·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大象·坤》：地行坤，君子以后德载物。
《小象·坤·初六》：“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系辞·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说卦》：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文言》：《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彖·师》：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这种由此及彼的模式所表明的是一种概念到概念的过渡，两个概念之间并不完全等同，但却存在着某种联系。笔者试将这种联系作以归类：
（一）类推关系
类推关系是指比照某一事物的道理，推出根它同类的其他事物的道理。如：
《易经》中《乾·初九》“潜龙勿用”，是说事物发展的初期，力量不够强大，当蓄力量等待时机。“潜龙”是指潜伏的龙。“勿用”指不要用事，是由“潜龙”这一概念而推导出的结论。但“勿用”并非仅针对“潜龙”而言，“勿用”所针对的是所有类似“潜龙”状态的事物。
《易经》中《乾·上九》“亢龙有悔”，是说到达极限，必将有所悔恨。“亢龙”指飞到极限的龙。“有悔”指有所悔恨，是由“亢龙”推导出的结论。但“有悔”并不仅指“亢龙”，应是所有类似“亢龙”的事物。
又如《易传》中《大象·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是指天运行的规律是有健（周而复始，运行不息）的特点，由此类推，“君子”也应“自强不息”。
《易传》中《大象·坤》“地行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行坤”是指地运行的规律是有坤（包容万物）的特点，因此，“君子”也应“厚德载物”。
（二）类比关系
类比关系是指根据两种事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做出他们在其他特征上也可能相似的推论。如：
《易经》中《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见龙在田”是龙出现在田野，是吉祥之事。“利见大人”是利于出现大人，也是吉祥之事。两者有相似之处，因此放在一处，表明吉祥。
《易经》中《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鸟焚其巢”是指鸟被烧掉了巢穴，是凶险之事；“旅人先笑后号咷”指出门之人先欢笑后号啕大哭，这也不是吉祥的事；“丧牛于易”则是在有易丧失了牛群，也很不吉祥。最终，作者类比所有的不吉祥的事，归纳为“凶”。
（三）象征关系
象征关系是指用一种具体的概念表现一种特殊的意义（即抽象的概念），但两种概念之间并不等同。如：
《易传》中《说卦》的“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其中，“乾”、“坤”、“震”、“巽”、“坎”、“离”、“艮”、“兑”都是八卦的卦象，是具体的事物，但它们所表示的特点“健”、“顺”、“动”、“入”、“陷”、“丽”、“止”、“说”都是一些抽象的意义。这里用卦象表明它们各自的象征意义。
又如《文言》中“《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易经》中的话，但这里却象征了“君德”。
（四）指称关系
指称关系是指两种同类事物存在先与后、整体与局部、个别与一般等所属关系。如：
《易经》中《坤·初六》“履霜，坚冰至”是说踩到微霜，就知道严寒的冬天将要来临，有从微知著的寓意。这里的“霜”与“坚冰”就是指称关系，（先）踩到霜（后）知道冬天的来临。
这四种关系就是“取象比类”句法的基本关系。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就能发现“取象比类”的句法意义。
二、“取象比类”的句法意义
西方功能语言学家从语言和认知的关系出发，对语言结构的非任意性（或象似性）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各个民族以语言为中介，在认知客观世界过程中具有共性，这种共性最典型就是象似性。象似性主要是指语言的结构，特别是句法结构，甚至句法规律是非任意的，是有理可据的。[4]从一定程度上说，《周易》中的“取象比类”句法也具有这种象似性，是有章可循的。但值得区分的是，西方功能语言学所建立的是对“‘逻辑的东西’后面或下面始终有更深更本质的根源”[5]的探究，其根基是抽象思维。而《周易》的“取象比类”句法则建立在形象思维基础上。在“取象比类”句法的四种关系中，没有一种关系能脱离具体的物象。即使在有抽象概念的象征关系中，也必须依靠具体的物象来表达这种抽象意义。因此，形象性是“取象比类”句法一大特点。
了解了“取象比类”句法的思维特点，就可对“取象比类”句法进行定义。“取象比类”句法就是人们从形象出发，通过想象、联想、类比、类推、譬喻等具象化认知手段达到由此及彼的认知目的的构句模式。
这种由此及彼的联系更多地关照了“此”与“彼”两个方面，使人能了解了“此”就知道了“彼”。“此”与“彼”之间的联系是内在的，必须有人的主观参与，才能体会得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上古“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思想。
“取象比类”句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从成语、俗语的形成来看，它们继承了“取象比类”句法的延展性，将字面义扩展到深层的引申义或喻义，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共识，成为中国语言文化的精髓。仅从《周易》看，这类词语就不再少数[6]，如“羝羊触藩”一词，字面义为公羊角钩在篱笆上，喻义是进退两难。字面义很形象的展示了“进退两难”的意思，但又没明说，让人回味无穷。
此外，“取象比类”句法模式也对寓言语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寓言语体的最大特点是象征性， 将抽象的哲理蕴含在形象的故事中，深入浅出地告诉人们，这与“取象比类”句法的认知模式同出一辙。如：“守株待兔”故事中，是通过宋人守株的故事想告诉人们不能拘泥于经验，不知变通的道理。形象地故事胜过了枯燥的说教，这种由此及彼语言模式更多地充满了文学色彩。
“取象比类”句法模式也影响了具备形象性、隐喻性表达的文学性语言。如从《诗经》的“比兴”手法的使用，《离骚》的“香车美人”传统，无不是通过一种表象象征另一种形象或情绪。这种隐而不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方式最终成为中国语言文化的特征。
综而言之，“取象比类”句法是在上古人们语言认知过程中发展而形成的，它具备上古人们思维的特点，这种由此及彼的形象性思维方式最终影响了中国传统语言的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2005级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生张旭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张晓光《〈周易〉中的类比推论思想》[J]《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5期
[4] 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
[5]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参见张磊《周易中的成语》论文，其中有其他大量例子的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