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圣事迹
《孟子·万章上》提出了伯夷、伊尹、柳下惠与孔子四位圣人，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
何事非
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关于伯夷的故事是与其弟叔齐一同发生的，古籍中记载较多，唯《史记·伯夷列传》较详：“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盒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术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日：‘父死不葬，爱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新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蔽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日：‘登彼西山兮，采其蔽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奥。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祖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另外，《韩非子·奸劫》篇记载：夷齐到周地之后，“武王让以天下”，但夷齐不受。《庄子·让王》篇记载：武王让周公接待夷齐这两位远道而来的贤德贵宾，周公表示要为他们“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夷齐不受，说“这不是我们的追求。”孔子曾赞扬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伯夷、叔齐不记以往的仇恨，因而怨恨也就少了。“古之贤人也，……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论语·述而》）司马迁郑重引孔子“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之言以为根据，又道：“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遂为之作传。唐朝的韩愈则赞美他们是“独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昌黎集·伯夷颂》）到了元朝至元18年（公元1281年）冬十月，元世祖忽必烈更是封赠伯夷为昭羲清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使其一举成为仁义道德的代表性人物。到了明清之际，身受二姓异族统治之厄困惑的气节之士顾炎武也借对伯夷、叔齐的赞扬来表白自己的心迹：“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可为百世师，风操一何劲。”（顾炎武：《谒夷齐庙》）《重修昭贤庙碑记》更是赞誉有加，如“天地之正气，”“天地之正理，”“亘万古而弥新”（《重修昭贤庙碑记》）。又如明山东按察司副使赵鹤龄《昭贤庙》诗：“盛德全仁兼尽义，清风立懦更廉顽”，“千古名芳宇宙间。”
关于伊尹，名挚，又名阿衡，商初大臣，尹是官名。《孟子·万章上》还载：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翻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具备运筹策划的才能，在灭夏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是商朝初年的元老，自汤至太甲时一直是商王的辅佐大臣，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传说伊尹出身奴隶,生于伊水边，原为有
莘之
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他身为庖人（厨师），便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要他“伐夏救民”。商汤的力量开始壮大，想进攻夏桀。伊尹建议商汤停止向夏桀进贡，看夏桀如何动作，以探测夏桀的实力。夏桀果然非常愤怒，征调九夷的兵力，要来伐商。伊尹当即劝商汤说，夏桀还能调动兵力，我们伐他的时机还未成熟。于是，商汤又向夏桀进贡。当伊尹看到时机成熟时，又一次停止向夏桀进贡，但因为夏桀的暴行，这次，他未能调动军队了，于是伊尹就向商汤建议起兵。又据《韩非子·难言第三》载，伊尹曾对汤“七十说而不受”，可见耐心陈说之情形。后伊尹受汤的赏识，被任以国政，帮助商汤攻灭夏桀，并潜入夏王朝内部以“间夏”。在商汤被夏桀扣押后，伊尹等人又给桀送去大批珍宝，使汤得以释放。《管子·地数》称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他辅佐商汤先后灭掉葛、韦、顾、昆吾等方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伊尹被商汤尊为“阿衡”（相当于宰相）。商建国初，伊尹总结海内万邦存亡的教训，制订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准则。汤去世后，他又历佐汤子外丙、中壬两王。中壬后，汤之孙太甲继位，商朝实权落到身居相位的伊尹手里。因太甲不理国政，破坏了商汤之法制德行，伊尹将他放逐，囚禁于桐，自摄行政当国。太甲居桐三年，悔过自新，伊尹还政于太甲。太甲死后，伊尹作《太甲训》三篇（今佚），并尊太甲为“中宗”。据说伊尹活了一百余岁，卒于沃丁时，沃丁以天子礼葬之。伊尹在商代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在伊尹身上表现的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即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这对儒家有一定的影响，如《论语"泰伯》中就讲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是儒家最高的社会理想，仁以为己任就是以建立“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为自己的人生使命。《论语·卫灵公》中还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动体现，他一生“席不暇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又收徒办学，有教无类，就是要弘扬仁道，改变礼崩乐坏的乱局，恢复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有的隐者讥笑孔子说，现在坏人坏事如滔滔洪水，你和谁去改变它呀！还不如离世隐居的好。孔子说：人是不可以与鸟兽一起生活的，我不和世人一起生活又与谁一起生活呢？“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如果天下有道，我也不会这样努力去推动改变了。孔子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都是为了弘扬仁道，建立理想社会，所以，以天下为己任，就应该自觉地承担起道德的责任，自觉地把“仁”作为自己的内心信仰，把建立理想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孔孟之后，历代志士多以“志伊尹之志”，以天下为己任要求自己。《南史・孔休源传》：“休源风范强正，明练政体，常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成语的出处。赵普是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一代贤相。据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第七卷记载：赵普曾经对宋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论语》）。昔以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治太平。”“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成语即由此而来。在他的心里，《论语》就是治国平天下圣经，读好此书，就可以把天下事办好。宋代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直言劝谏，力除时弊。史载仁宗一心一意想谋取天下太平，多次向臣下询问办法。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仰侥悻、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项整顿改革政事的主张，多为仁宗采纳，即是“庆历新政”。他曾经多次被贬，他无论做地方小官还是大官，都力争做好本职工作，即使在职权范围之外的事，不利于百姓他也挺身而出，正是如他自己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亦忧，退亦忧。”不论身居高位，还是退居乡里，他都心系百姓，心系天下，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1]
关于柳下惠，是我国春秋时期（前722-前481）的一位著名历史人物，山东新泰（一说河南濮阳）人。姓展，名获，字禽，一字季，春秋鲁国大夫无骇之后。柳下惠为鲁国大夫，他博文达理，外和内介，讲究礼节，以礼治邦，以信修身，又任鲁国士师，掌管刑狱，执法以平，治国以德，著称于世。汉高诱《淮南子注"说林训》云：“展禽家有大柳，树惠德，因号柳下惠。”还有一说，因为展禽食于柳下，又得谥号曰惠，故人们称之为柳下惠。
柳下惠传至今的故事很多，其中尤以三黜不去、坐怀不乱、严明审案等典故而被大众熟知，其道德情操、爱国精神有口皆碑，特别是他以“和”为贵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据《论语"微子》载：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当典狱官，三次被罢免，其根本原因是“直道而事人”，也就是以正直之道事奉君主，实际是指坚持原则，维护正义，秉公办案，不徇私情，尽心尽力地为君主办事、为国家效力。但是，在实际社会生活当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不能保证他的做法不会得罪权贵甚至
国
君。所以，他必然被多次罢官。如果走“枉道”，即歪门邪道，苦心钻营，自然会官运亨通，那么，又何必离开生养自己的祖国呢？据谱牒记载，柳下惠在士师位上累计时间并不长，证明他一生未走过可以邀宠的“枉道”，而走的是一条坎坷不平的“直道”。《战国策"燕三》记述略有不同：“昔者，柳下惠吏于鲁，三黜而不去。或谓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犹且黜乎，宁于故国尔！’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汉刘向《新序"杂事三》略同于《战国策》：“柳下季为理於鲁,三绌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与人异，恶往而不绌乎？犹且绌也，宁故国耳。’柳下季不以绌自累，故自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此外，《荀子"成相篇》、《列女传"贤明传》、《风俗通义"十反》等，皆有柳下惠三黜而不去的记载。对柳下惠这种处世哲学，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有“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由由然而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的赞赏，朱熹《论语集注》也赞扬他：“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辞气雍容如此，可谓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则有确乎其不可拔者。是则所谓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孟子》和《荀子》都有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但没有细节。《孔子家语·好生》有间接记载：“鲁人有独处室者，邻人厘妇亦独处一室。夜，暴风雨至，厘妇之室坏，趋而讬焉。鲁人闭门而不纳。厘妇自牖与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纳我乎？’鲁人曰：‘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纳尔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鲁人曰：‘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闻之曰：‘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袭其为，可谓智乎！’”至元人胡炳文，在其《纯正蒙求》对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郭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把这个故事说得比较绘声绘色，生动感人的是元末明初的陶宗仪，他在《南村辍耕录·不乱附妄》中对这个故事的描述是这样的：“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晚不乱。”宿于郭门，一个没有住处的妇女来投宿，柳下惠恐她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把她裹紧，同坐一夜，未发生非礼行为。这样看来，也许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与历史人物柳下惠融合在一起却有着一定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其所要表达的道德观念对社会有积极的教化作用，所以能够流传千百年。
柳下惠退齐师的故事最早见于《国语"鲁语上》：齐伐鲁（前634年），鲁僖公派展喜向柳下惠请教，如何措辞。柳下惠面授机宜。展喜见到齐侯后说：“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
齐先
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君来计弊邑之罪，其亦使听从而释之，必不泯其社稷；岂其贪壤地而弃先王之命？其何以镇抚诸侯？恃此以不恐。”齐兵于是退了。《吕氏春秋·季秋纪》也有记载，然文字略异：“齐攻鲁，求岑鼎。
鲁
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
鲁
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
于是鲁
君乃以真岑鼎往也。”对此，《吕氏春秋》作者评论道：“柳下季可为此能说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
能存鲁
君之国。”继《吕氏春秋》之后，汉刘向《新序·节士》亦载此事，文字又有差异：“齐攻鲁，求岑鼎，
鲁
君载岑鼎往。齐侯不信而反之，以为非也。使人告
鲁
君：‘柳下惠以为是，因请受之。’请
鲁
君请于柳下惠。柳下惠对曰‘君之欲以为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所难也。’
鲁
君乃以真岑鼎往。”作者刘向评论道：“柳下惠可谓守信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存
鲁
君之国，信之于人重矣！犹舆之輗軏也。孔子曰：‘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谓也。”
柳下惠退居柳下后，则招收生徒，传授文化、礼仪，深受乡人爱戴。死后，弟子要为他议谥号。其妻说：“将诔夫子之德耶，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诔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遇难三黜，终不弊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烈女传》）展禽故谥为“惠”。
二、柳下惠对孔孟思想的影响
伯夷后来对道家，伊尹后来对道家、法家都有一定的影响，而柳下惠则对儒家有很大的影响。道家的学术思想与隐士思想关系密切，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认为“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后来演变为老、庄哲学。较早的法家人物可以上溯到商代前期的伊尹和春秋初年的管仲，《韩非子》经常称引伊尹，与管子并提。同时，《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列伊尹与太公（姜尚）为道家之首。而柳下惠大约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庄公至鲁文公年间（前693~前609），比他稍晚的至圣孔子（前551-前479）和亚圣孟子（约前385-前304）皆对其推崇备至，被后人称为“学开孔孟”的儒家先驱，[2]在中国思想史上“后周公、先孔孟”[3]，其道德情操、人格，特别是“和”的思想曾经影响了孔子及以后的儒家文化，其流风余韵不仅濡染了上层精英文化，还波及下层民间社会。清代学者刘逢逯把柳下惠看成孔子之前独一的圣人：“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4]
孔子“数称……柳下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赞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去怨，轻财不匮”（《孔子家语"贤君》），是“言中伦、行中虑”的高尚“逸民。”（《论语"微子》）他还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窃位，言不称其位而有愧于心，如盗得而阴据之也。柳下惠，鲁大夫展获，字禽，食邑柳下，谥曰惠。与立，谓与之并立于朝。”并引范氏曰:“臧文仲为政于鲁，若不知贤，是不明也；知而不举，是蔽贤也。不明之罪小，蔽贤之罪大。故孔子以为不仁，又以为窃位。”孔子一方面替柳下惠鸣不平，另一方面又把柳下惠定位在贤人这个层次上。
《论语"微子》还有一段话：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被遗落的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意志，不屈辱自己的身分，这是伯夷叔齐吧。”说柳下惠、少连是“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分，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人心。”说虞仲、夷逸“过着隐居的生活，说话很随便，能洁身自爱，离开官位合乎权宜。”“我同这些人相比，实在就算不了什么了。”朱熹《论语集注》引谢氏云：“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而不枉己，虽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伦，行能中虑。”孔子的中庸思想大概也多少与柳下惠有点关系。
柳下惠是我国思想史上较早把仁与智相提并论的人，对其后的儒家思想必然有影响。《国语·鲁语上》记载了鲁国重臣臧文仲“使国人祭海鸟爰居”的事情，柳下惠批评道：“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避其灾也。”我们知道，孔子往往仁智并称以为圣，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古“知”即“智”，意指智者似行去流水，天马行空，自由翱翔，而仁者如同地上高山峻岭，巍然屹立，沉稳宁静。表面上从内外向性划分人格，实际涉及孔子学说核心“仁”与“知”（智）关系。“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里显然是以仁统摄智，“知及之”、“仁能守之”是对知与仁关系的极好说明。孔子认为，只是智识达到了（“知及之”），还没能转化为仁，为仁所把守（“仁不能守之”），那么还只是停留在“智”的阶段，是不能长久的；相反，智识达到了，又转化为仁，并在容貌行为上表现出来（“庄以莅之”），行动也符合礼，这才是智的最终结果，也才称得上善。这样，仁就不仅仅是内在的自觉，同时也是实践经验，智慧结晶，包含了经验认识的成果。在孔子那里常常仁智并彰，有时还要加上“勇”。《论语·里仁》中说：“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孟子据此把智仁勇并称为三达德。但孔子又说过：“仁者必勇”（《论语·先问》），可见，“仁”可以统摄“勇”。而孔子语录中并未见到“仁者必知”一类的话，却有“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等，都说明“知”与“仁” 是相对独立对待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说，智仁勇三达德的统一与仁智双彰应该是一致的。尽管我们今天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孔子的仁智双彰与柳下惠的仁智并论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柳下惠与孔子都生活在春秋时期鲁国，这个时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行都是孔子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鲁国又是儒家思想的产生的土壤，孔子从柳下惠那里借鉴一些思想资源是完全可能的。
孟子比孔子进了一步，称柳下惠是“百世之师”的“圣人”：“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孟子"尽心下》）宋孙奭疏云：“此章言伯夷、柳下惠变贪厉薄，千载闻之，犹有感激。”后人总结说：“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亡怨，盖柳下惠之行也。”（《史记索隐》引《大戴礼记》）由于柳下惠的品行对世人产生了积极的教化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称其为圣人。因此，赵岐说“孟子反复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为足以配于圣人。”（《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孟子将柳下惠与伯夷、伊尹、孔子并称为四大圣人，而“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孟子"万章下》），故后世尊之为“和圣”。
孟子还说：“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立于恶人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人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恻，尔焉能涣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伯夷是以高度的原则性著称的，连别人的帽子戴得不正他都要生气。柳下惠则相反，和谁都能交往。虽则交往，但决不受他人影响，哪怕是娇艳女人袒臂露胸站在身旁，也不为所动，这就是烩炙人口的柳下惠坐花不乱的典故。两人的共同点是任何时候都不为外界的不良倾向影响自己。其不同点则是方式绝殊。对待不良倾向，伯夷是“望望然去之”，而柳下惠则“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两者都十分可贵，十分难得。赵岐注：“伯夷隘，惧人之汙（污）来及己，故无所含容，言其大隘狭也。柳下惠轻乎时人，禽兽畜之，无欲弹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圣人之道不取于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平（评）之。”本章后有赵岐的“章指”，云：“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贤，犹有所缺。介者必偏，中和为贵，纯圣能终，君子所由，尧舜是尊。”此注大致符合孟子的意思。朱熹《孟子集注》与赵岐注大致相同，云：“隘，狭窄也；不恭，简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收入《十三经》的孙奭《孟子注疏》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复言：伯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为狭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轻忽时人，故为不恭敬。然狭隘与不恭敬，是非先王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
三、孔子之谓集大成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菲尔力也。”在孟子这里，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以称得上是圣人，但是他们都有片面发展的倾向，所以在《公孙丑上》他又评论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是说伯夷、柳下惠分别有“隘”和“不恭”的缺点，他更推崇的还是孔子。可见，清、任、和与时并非一个层次，而是不同的人格境界。因此，有学者分析说：伯夷是其中最清高的人，伊尹其中勇于担当的人，这二人态度似乎只是两个极端。而柳下惠与二人不同：他与伯夷不同，不羞为昏君的大臣；也与伊尹不同，不推辞无闻的小官，似乎介乎二人之间。他在受任用时不隐讳自己的才能，必以其道行政，有“任”的风格；于受排斥后也不怨天尤人，甘心潦倒穷困，有“清”的骨气。所以孟子说他是圣之和者也；“和”就是博采众长，不偏一边。最高超的当然还是孔子，孟子誉之为圣之时者也。“时”本指季节，引申为变更着的情况，以及能根据情况变换对策等等。据说孔子高于上述三圣之处就在于，他并不一味地“清”，亦非不择手段地“任”，也不因“和”而流；而是能根据不变的道理和变化的情况，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一起，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所谓的“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就行止言）；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就出处言）”。这样的态度，就叫做“时”；它既不同于过去三圣的偏于一隅或偏于一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又未离开三圣的清、任与中和；既不泥，又不离，集三圣于一身，所以也叫做“集大成”。[5]由“集大成”的分折，又过渡到对于“智”与“圣”相结合的论述，而对于“智”与“圣”相结合的表达是以“金声玉振”作为比喻的。孔子正是这样一个“智”、“圣”合一的典型，孟子就称孔子“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如同奏乐，以金钟发声，以玉磬收韵，集众音之大成一样，孔子是思想学说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对于这一段，朱熹注曰:“孔子巧力俱全，而圣智兼备，三子则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虽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极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尽。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太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就圣智而言，伯夷、伊尹、柳下惠虽臻圣域，而智尚不足达到时中境界，就好比一年四季，伯夷、伊尹、柳下惠个为某一季节，而孔子则是太和元气，可以流行于四时。所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各极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对于这一段，赵岐注云：“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圣人之道也。孔子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朱熹注云：“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金声玉振”的解释是以钟发声，以磬收韵，奏乐从始至终。颜师古注《急就篇》：“钟则以金，磬则以石”。“金、石”之间有根本的一致性：“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淮南子·氾论训》）但是，钟和磬的声音各不相同，“钟之与磬也，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远，远不若近者。”（《淮南子·说山训》）“金声”、“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以击钟（金声）开始，以击磐（玉振）告终。以此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赞颂孔子对文化的巨大贡献。在日常生活中，“始条理者”众矣，有多少人提出过形形色色的计划，有多少人设计过大大小小的方案，然而，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善始善终”的人总是凤毛麟角，就像奏乐，爱好者众，尝试者多，能“成”的少而又少。所以“集大成”的确是难以达到的，因而也是备受推崇的。帛书《五行》说：“君子集大成。能进之，为君子，弗能进也，各止于其里。”这里的“集大成”显然也即“金声而玉振之”。帛书《说》也是这样理解的：“君子集大成。成也者，犹造之也，犹具之也。大成也者，金声玉振之也。唯金声而玉振之者，然后己仁而以人仁，己义而以人义。大成至矣，神耳矣！人以为弗可为□〈也〉，□〈无〉由至焉耳，而不然。”因此，“君子集大成”一段与“金声而玉振之”应当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如何理解孔子的集大成？《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6]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7]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说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确实，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他以前中国上古文化的“大成”。更具体点说，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由以上就就可以看出自古到今孔子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独尊的地位，后代称其为至圣先师并不是夸大虚浮之辞。
[1] 《范文正公集》附录《诸贤赞颂论疏》。
[2]明嘉靖八年（1529），兖州知府刘梦诗《祭和圣文》。见“衍圣公府”档案0000705号卷宗《和圣祭文志》。
[3]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兖州知府金一凤《祀和圣文》中句。原文是：“惟圣言伦行虑后周公，振兴于鲁邦；鄙宽薄敦先孔孟，师范于百世。”见“衍圣公府”档案0000705号卷宗和《和圣祭文志》。
[4] 《论语述何》，上海:鸿宝斋石印本,1891。
[5] 庞朴：《四圣二谛与三分》，Confucius2000
[6]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7] 《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1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