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该书又称《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还有《左氏传》《左氏》。笔者检讨《左传》称名的前后变化,发现它有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与该书多舛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还与汉代经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
一、先秦时期的《左传》称名
余嘉锡《古书通例》有曰:“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也就是说,春秋时期个人尚无为自己著述题名的风气。“春秋”是鲁史专名,孔子和左丘明均为春秋时期鲁国人,在那种社会风尚下,他们并没有为其书命名的想法。即孔子修订的鲁国史被称为《春秋》,左丘明所作的《左传》因为是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原来也被称为《春秋》。
据研究,司马迁作《史记》时参考了大量文献,《左传》也在其中,而且多数情况下称为《春秋》: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 亦上观尚古, 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十二诸侯年表序》)
这句话上接“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成《左氏春秋》”,显然此处的《春秋》指的是《左传》。而且,孔子编订的《春秋》分量很小,且记事简单,是经不起各国的“采”、“删拾”、“捃摭”的。又如: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五帝本纪》)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序》)
这两例中的《春秋》与《国语》并称，《春秋》当也是指《左传》。另外，《吴太伯世家》中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已有研究证明司马迁所读的《春秋》古文,是《左传》和《国语》[1 ] 。
关于司马迁《史记》引述《左传》的问题,徐复观先生曾进行了研究,他说:
如铎椒的“为王不能尽观《春秋》”,虞卿的“上采《春秋》”,吕不韦的“删拾《春秋》”,荀卿、韩非之徒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书”,及他自己“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中的《春秋》,皆指的是《左氏传》。自铎椒以迄韩非,只采用《左氏传》中的若干故事,以为自己立说的张本,此即所谓“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六国年表序》“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这里所说的《春秋》,正指的是《左氏传》;因为他是以六国年表,紧承于《左氏传》鲁哀二十七年之后。《吴太伯世家赞》“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按此指《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谓“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而言。则此处的“《春秋》古文”,亦必指《左氏传》而言。历书“周宣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下面,由“先王之正时也”到“事则不悖”一段话,全出于《左传·文王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下面的一段话,而经文对闰三月并无记载。则此处之所谓“《春秋》”,也当然指的是“《左氏传》”。[ 2 ] (P161)
徐复观先生论证了《史记》中的《春秋》均指《左传》。其实,不只是《史记》,战国秦汉的其他典籍也同样称《左传》为“《春秋》”。关于这一事实,近代学者刘师培曾指出:
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韩诗外传》载“荀子谢春申君书”,引“子围崔木矛弑君”事,称为“《春秋》之记”；《韩非子·奸劫弑臣篇》述此二事,亦称为“《春秋》之记”,一也。《国策》二十四记魏说赵王,引“晋人伐虢取虞”事,又言“《春秋》书之,以罪虞公”,即本《左氏》罪虞之谊,二也。《国策》十七记虞卿谓春申君曰:“《春秋》于安思危”即本《左传》“居安思危”语,三也。《吕氏春秋·求人篇》曰:“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又曰:“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国者,虽至于今存可也。”案:子胥谏吴王,其语惟详于《左氏》,四也。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 3 ] 。
刘师培把战国史籍如《荀子》《韩非子》《国策》中引用的《春秋》的内容都归之于《左传》。说明战国时期人们称《左传》为《春秋》。
当代学者也有人对此加以论说,如徐中舒先生认为:
《国策》载虞卿说:“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实与《左传》所引书曰“居安思危”相同,是虞卿所称《春秋》即《左氏春秋》。虞卿为赵上卿,这就是《左传》流传于赵地之证。韩非子于《奸劫弑臣篇》“《春秋》记之曰”的下面,引楚王子围杀王自立及崔子之徒贾举弑君,其事皆出《左传》,是韩非所引《春秋》也是《左传》,这是《左传》流行于韩地之证[4 ] 。
徐中舒认为《左传》在当时已经流行于赵国和韩国,且被称为《春秋》。其实“细检先秦诸子故籍,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末叶的文籍,已引用了《左传》,并名之以‘春秋’”[5 ] (P27) 。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左传》为《春秋》,但有一次例外: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太史公前文述及孔子作《春秋》,然后说左丘明为保孔子《春秋》真意,“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在这里不直书孔子的书为《春秋》,而且在左丘明《春秋》书前加以“左氏”,就是怕读者误读,将二书混淆,可见太史公用心良苦。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左氏春秋》遂成为《左传》的又一个称名。
二、汉代的《左传》称名
汉代《左传》的称谓问题比较复杂,具体可以按照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分别讨论。西汉时称《左传》为《春秋》或《左氏春秋》,尚无《春秋左氏传》之称。
汉代大学者刘歆在整理国家藏书时发现了“古文旧书”,其中包括左丘明所“修”的“《春秋》”,刘歆看到的是原始典籍,他同样称该书为“《春秋》”: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汉书·刘歆传》)
具体分析史料以后,我们发现刘歆除了称该书为《春秋》外,还称其为《左氏春秋》。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皆列于学官。(《汉书·刘歆传》)
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汉书·儒林传》)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汉书·儒林传赞》)
这三处都是从《汉书》中摘录的文字。《汉书》是东汉时班彪班固父子等人共同完成的,代表的是东汉时人的用语习惯。但是,仔细分析这三处可以发现,其文字更应是班固等人直接搬用的当事人自己的用语。第一句和第二句是刘歆上书时所用的文字,第三句则是平帝所下诏文的摘录。平帝所使用的《左氏春秋》的称谓当然是刘歆上书时所用,不可能下诏时临时改变。
汉代立经学博士后,孔子修订的《春秋》被官方定为“经”,左丘明所作的《春秋》就不能再以《春秋》相称,而应与孔子所作的《春秋》有所区别,所以《左氏春秋》之称就逐渐流行开来。河间献王立左氏春秋博士,称此书为《左氏春秋》①。可见,西汉时称左丘明所作为《左氏春秋》,其实是当时社会上的普通称谓。
左丘明所作的书被称为《春秋左氏传》,这一称名始见于班固的《汉书》,它应该是东汉时期才有的称谓。然而，“左氏春秋”与“春秋左氏传”虽一字之差,却有不同的意义。这里涉及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问题。《左传》是用古文写成,属于古文经学,而《公羊》和《榖梁》则是在汉代才写成定本,自然属于今文经学。汉儒将先秦儒家典籍如《尚书》《春秋》等称之为“经”, 解释“经”的著作被称为“传”。东汉人除了继续使用西汉的《左氏春秋》的名称外,又产生了新的称谓,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传》是古文经学家明显比附《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而命名的,以表明《左传》也是解释孔子《春秋经》的作品。徐中舒先生曾说:“及两汉之际,左氏一再立于学官,班固作《汉书》乃有《春秋左
氏传》之称。以传解经,这完全是汉代官学的体制。”[4 ]不同的称谓显示学派的不同属性,“今文一派认为《左传》只是古代史书一种,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相同,故应称为《左氏春秋》,和《春秋经》没有关系。古文一派则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经》传,与《春秋》关系甚大,应称为《春秋左氏传》。”[6 ] (P280) 当然,两派在具体使用《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二书名时并非如此壁垒森严。特别是古文经学派并不排斥使用《左氏春秋》一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左氏春秋》来自于太史公,而且最初并不带有政治色彩有很大的关系。
据笔者统计,东汉时期对《左传》的称谓大约有《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左氏传》《左氏》《左传》等几种,这说明当时尚未有固定的称谓,如《汉书·刘歆传》曰: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榖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班固倾向于古文学,而在他的这段叙说中，《春秋左氏传》《左氏》《左氏传》《左氏春秋》四种不同的称谓同时出现,而且显然都是指的左丘明所作的《左传》,可见这四个称谓在当时是通用的,当然也一定都是被认可的。
《左氏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无可置疑。“《左氏》”一名则不同,它有时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有时则是《左氏春秋》的简称。例如: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汉书·儒林传》)
这里是《左氏传》和《左氏》同时使用的例子,它们都属于《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左氏》作为简称的另一个来源是《左氏春秋》:
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汉书·儒林传》)
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很明显,从这两个例子的语序和语义可以看出《左氏》也是《左氏春秋》的简称。笔者对《汉书》中关于《左传》不同称谓进行了统计,其结果是:《左氏春秋》3；《春秋左氏传》3；《左氏传》33；《左氏》18；《春秋左氏》1；《左传》1。从统计数字看，《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的使用次数都是三次，《左氏传》使用的次数最多，《左氏》使用的次数也不少，《左传》仅使用一次，《春秋左氏》属于在演变中的一个名称,也仅用一次。
由上面分析可知，《左氏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左氏》作为简称的来源之一也是《春秋左氏传》,因而《, 春秋左氏传》的称名次数明显比《左氏春秋》要多。《汉书》如此,东汉的其他典籍也是这样。例如,王充在《论衡·案书》中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称:“汉兴,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可见,在东汉时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春秋左氏传》这个称谓。
《春秋左氏传》的称谓被普遍接受是有历史原因的。西汉平帝时,王莽总揽朝政，《左氏春秋》遂立于学官。虽然王莽新朝土崩瓦解后，《左氏春秋》也就不再立于学官,但是《左传》在社会上的影响却与日俱增。东汉初年,今、古文学派开始了激烈的交锋,虽然今文学派在官方仍占统治地位,但古文学派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后来,随着今文经学自身问题的暴露和古文经学家们的努力,到章帝时期,古文经学已经取得了优势地位,逐渐压倒了今文经学。这样，《春秋左氏传》的名称也就在社会上趋于被普遍认同。
三、汉代以后的《左传》称名
东汉以后《左传》之学影响更大“,《榖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7 ] ( 《春秋》) ,人们在接受《春秋左氏传》这个称名的同时更多使用它的简称《左氏传》《左氏》和《左传》,特别是《左传》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左传》是作为《春秋左氏传》的省称,与《左氏传》相比字数上是两个字,显得简洁明了。另外,按照人的记忆规律,两个字就比三个字容易记忆。就如同《史记》的称名过程一样,从《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到《史记》[8 ] 。《太史记》转变成《史记》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只是二字书名更简洁明了,易于使用和记忆罢了。《公羊传》和《榖梁传》却不能省称为两个字的书名,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以《公羊》《榖梁》代称。其原因在于“公羊”和“榖梁”是复合姓氏,是不能随便拆的。而“左氏”则不同,在汉人眼里，“左丘明”的姓氏为“左”,所以人们往往以“左氏”相称，《左传》之名则得以产生。另外，《左传》与《春秋左氏传》的另一个简称《左氏》相比也有优势。因为“左氏”既可以看成“左丘明”其人,也可以看成《左氏春秋》其书,在没有现代标点符号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误解。这样,为避免歧义，《左传》作为书名便更多地为人们所使用。而且，《左传》还能较为准确地表现出它来自《春秋左氏传》,也就是承认此书是《春秋经》的传。也正因为此，《左传》之称没有完全替代《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左氏传》等称谓。只是相比之下，《左传》其名更有优势,因此它最终为大家广泛使用而已。
注释：
①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可见河间献王立的确实是《左氏春秋》博士,学者间对此并无异义。
参考文献：
[1 ]程金造. 迁十岁所诵古文考·史记管窥[M]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2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卷三[M]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 ] 刘师培. 左氏不传春秋辨·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M]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4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J ] . 历史教学,1962 , (11) .
[5 ]浦卫忠. 春秋三传综合研究[M] .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 6 ]孙筱. 两汉经学与社会[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7 ]皮锡瑞. 经学通论[M] . 北京:中华书局,1954.
[8 ]陈直. 太史公书名考[A] .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C]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