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儒家学者以为，孔子据鲁史记旧文“笔则笔，削则削”[1]卷47《孔子世家》而撰作《春秋》，在笔削之间既体现“史官之法”[2]卷30《艺文志》，又通过这些例法以见褒贬之义。要研究《春秋》必须要掌握其例法，《谷梁传》在传释《春秋》时十分重视这个特点。由于《谷梁传》解释《春秋》，传例随文而发，散见而互出，所以晋朝范宁在作《春秋谷梁传集解》时，为了指导注释工作，“乃商略名例”，其具体数字据唐代杨士勋疏称：“范氏别为《略例》百余条”[3]卷首，范宁《春秋谷梁传序》。从范、杨的话语中可推知，范宁可能归纳出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那样单列的“五十凡（例）”。然这百余条略例至迟在清代已不单行，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推测“《自序》中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4]卷26《春秋谷梁传注疏提要》认为杨士勋在为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作注疏时，已将范宁所归纳的百余条略例散入疏中，学者多以为确解。然细研《春秋谷梁传注疏》本文，四库馆臣之说多有不实之处，还须进行研究。另外，杨士勋在作注疏时，对例法进行了较多的发展和引申。然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缺乏较详实的研究，我们对此略作分析。
一、范宁对例法的归纳
1、“传例”
关于范宁注解《谷梁传》所定“名例”，四库馆臣以为“注中时有‘传例曰’”，怀疑杨士勋将其散入注疏中。我们以此为线索考察《春秋谷梁传注疏》，在杨士勋所作疏中，有两条：即“传例：凡弑君书日以明正。”“传例：将卑师众曰师，将尊师少言将。”而在范宁集解中有35 条，分别如下：
1、传例曰：“灭国有三术，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2、传例曰：“及者，内为志焉尔。”3、传例曰：“当国以国氏，卑者以国氏，进大夫以国氏。”4、传例曰：“斩树木、坏宫室曰伐。”5、传例曰：“外盟不日。”6、传例曰：“诸侯时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忧危最甚。不得备礼葬也。”7、传例曰：“取，易辞也。”8、传例曰：“公往时，正也。”9、传例曰：“往月，危往也。”10、传例曰：“纳者，内弗受也。日之，明其恶甚也。”11、传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12、传例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13、传例曰：“不日，疑战也。”14、传例曰：“归为善，自某归次之。”15、传例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归，以恶曰入。”16、传例曰：“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17、传例曰：“凡城之志，皆讥。”18、传例曰：“获者，不与之辞。”19、传例曰：“莅，位也。内之前定之盟谓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谓之来。”20、传例曰：“侵时而此月，盖为溃。”21、传例曰：“逃义曰逃。”22、传例曰：“以国氏者，嫌也。”23、传例曰：“以者，不以者也。”24、传例曰：“天子大夫称字。”25、传例曰：“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26、传例曰：“诸侯正卒则日，不正则不日。”27、传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28、传例曰：“失德不葬”；“君弑，贼不讨不葬，以罪下也”；“日卒，时葬，正也”。29、传例曰：“国曰灾，邑曰火。”30、传例曰：“已伐而盟。复伐者，则以伐致。盟不伐者，则以会致。”31、传例曰：“称人以杀，为杀有罪。”32、传例曰：“大夫不日卒，恶也。”33、传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恶之也。”34、传例曰：“恶事不致，公会夷狄伐齐之丧，而致之何也？”35、传例曰：“微杀大夫谓之盗。”
从上面37 条材料可以看出：
（1）“传例”是《谷梁传》在传释《春秋》时所确定的例法，由范宁在注中具体加以归纳总结，一般来说是《谷梁传》在解释《春秋》时的传文原话。如“及者何？内为志焉尔”，是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眜的传文；“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是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的传文；“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是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的传文；“大夫出奔反，以好曰归，以恶曰入”，是庄公九年夏齐小白入于齐的传文，等等。
（2）“传例”几乎是范宁注解《谷梁传》时的注语，而杨士勋在义疏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时较少引用“传例”，仅有两条。故《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散入注疏中”之说，有两处不确。一是杨士勋作疏时，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不会改变范宁注的内容，也就是“传例”不会由杨士勋“散入注中”，可信注中所见35 条“传例”为范宁原文。二是“传例”仅两条散入疏中，所占比例较轻，说明《四库全书总目》有所夸大。
即使“传例”是由杨士勋“散入注疏中”，然37 条不足百余条之数。如果我们不以“传例”为标准考察杨士勋散入疏中的范宁“名例”，会发现在杨士勋疏中有一类例法是被四库馆臣所忽略，那就是范氏“略例”。
2、范氏“略例”
我们从杨士勋疏中检录出范氏“略例”二十余条，备举如下：
（1）桓公八年十月，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疏》：“依范氏《略例》，凡有十九‘遂’事，传亦有释之者，亦有不释者，此是例之首。”（2）桓公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疏》：“范氏《略例》云：逆王后有二者，以书逆王后，皆由过鲁。若鲁主婚而过我，则言归。若不主婚而过我，则直言逆。”（3）桓公九年三月，宋人迁宿。《疏》：“范《略例》云：凡迁有十，亡迁有三者，齐人迁阳，宋人迁宿，齐师迁纪是也。好迁有七者，邢迁夷仪，卫迁帝丘，蔡迁州来，许迁于叶，许迁于夷，许迁白羽，许迁容城是也。余迁皆月，许四迁不月者，以其小，略之如邑也。迁纪不月者，文承月下，蒙之可知也。”（4）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疏》：“范例云：灾有十二，内则书日，外者书时，国曰灾，邑曰火。内则书日，新宫、御廪之类是也。其外则时者，则宋大水、齐大灾之等是也。”（5）僖公九年七月乙酉，伯姬卒。《疏》：“范氏《别例》云：内女卒葬例有六，葬有三，卒亦有三。卒者此文一也；僖十六年鄫季姬二也；成八年杞叔姬三也。葬者，庄四年葬纪伯姬，三十年葬纪叔姬，襄三十年宋葬共姬是也。”（6）僖公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疏》：“范《别例》云：凡书获有七：谓莒挐一也，晋侯二也，华元三也，蔡公子湿四也，陈夏啮五也，齐国书六也，麟七也。”（7）文公六年闰十月，闰月不告月，犹朝王于所。《疏》：“范氏《别例》云：书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讥耳。则此文，一也；公四不视朔，二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三也。”（8）文公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疏》：“范氏例云：夫人行有十二，例时，此致而书月者，盖以非礼而致，故书月以刺之，余不书月者，当条皆有义。”（9）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疏》：“范例云：地震五，例日”。（10）宣公元年夏，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疏》：“范《别例》云：放大夫凡有三，晋放胥甲父一，昭八年楚放公子昭二，哀二年蔡人放公孙猎三也。”（11）宣公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疏》：“范氏《别例》云凡三十五。范既总为例，则言‘之’者，并是缓辞也。”（12）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疏》：“范《别例》云：作例有六，直云作者三，云新作亦三也。云作三者，谓作丘甲，一也；作三军，二也；作僖公主，三也。云新作三者，谓新作南门，一也；新延厩，二也；新作雉门及两观，三也。言作者不必有新，言新则兼作也。”（13）成公元年十一月，楚公子婴齐率师伐莒。庚申，莒溃。《疏》：“范《别例》云：凡溃有四，发传有三。”（14）成公十年春，卫侯之弟黑背率师侵郑。《疏》：“故范准例言之，称弟之例有四意，齐侯之弟年来聘，郑伯使其弟御来盟，为接我称弟；卫侯之弟专，为罪兄称弟；陈侯之弟招，恶之称弟；叔肸及卫侯之弟黑背，为贤称弟，是有四也。”（15）成公十七年九月，晋侯使荀来乞师。《疏》：“范《别例》云：‘乞师例有三。’三者不释，从例可知也。乞例六者，乞师五，乞盟一，并为之六。”（16）昭公八年秋，蒐于弘。《疏》：“范氏例云：蒐狩书时，其例有九。书狩有四，言蒐有五。”（17）昭公三十一年四月丁巳，晋侯使荀栎唁公于乾侯。《疏》：“范例云：唁有三，吊失国曰唁。”（18）定公元年九月，立炀宫。《疏》：“范例云：宫庙有三者，三者文有详略。详略见功有轻重：丹楹功少，故书时；刻桷功重，故录月。”（19）定公十五年九月，滕子来会葬。《疏》：“范例云会葬四，案经有三，诸侯自相会葬，天子之会葬，天子之大夫来会葬。”（20）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疏》：“范例云：‘克例有六’，则数何文以充之？解，郑伯克段一，不克纳二，雨不克葬三，日中不克葬各二，是谓四，通前二为六也。”（21）哀公十二年五月甲辰，孟子卒。《疏》：“范例：‘夫人薨者七，而书葬者十。’即桓公夫人文姜一，庄公夫人哀姜二，僖公之母成风三，文公之母声姜四，宣公之母顷熊五，成公之母穆姜六，成公之嫡夫人齐姜七，襄公之母定姒八，昭公之母归氏九，哀公之母定弋十。十者并书葬，其隐夫人从夫之让，昭公夫人讳同姓，二者皆不书葬也。”
从上述的21 条“略例”，可作如下推论：
（1）这些是范宁根据《春秋》同类纪事经文而总结的例法，统计出具体的次数，范宁或杨士勋（这些“略例”有些是范宁的原文，也有杨士勋以己语述之者）列举出每条史事，并分析其异同。这些例法不出现在《春秋谷梁传》的经传注文之中，而是被杨士勋引用到义疏文字中，说明范宁总结的这些例法极有可能单独别行。所以，杨士勋的义疏为保存这些成果具有重大的学术贡献。
（2）这些例法的名称多样，有“范氏《略例》”、“范《略例》”、“范例”、“范氏《别例》”、“范《别例》”、“范氏例”等。“略例”是从“商略名例”简省而来，“别例”是别行之例，其他则为二者的简称。这些名称的差异，是杨士勋随意称引的结果。
（3）上述例法包括遂例、逆王后例、迁国例、灾例、夫人卒葬例、获例、告朔例、夫人行例、地震例、放大夫例、之例、作例、溃例、称弟例、乞例、蒐狩例、唁例、会葬例、克例、夫人薨葬例。其中，“遂”为“继事之辞也”，“之”是“缓辞也”，除二者是虚词外，其余均是实词，反映一定的历史活动。它们少数与日月时相关，多数与时间无关。
3．注例
然依据《四库全书总目》之说，散入注疏的“传例”、“略例”近六十条，然仍不足百余条之数。我们考察范宁注解，又发现了“注例”这类例法。范宁在注解中除对《谷梁传》总结出“传例”、“略例”外，还提出自己解释《谷梁传》新的例法，即“×例×”，我们称之为“注例”，列表如下（只列“例目”，不列具体经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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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目 |
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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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例 |
1．凡卿大夫盟，信之与不，例不日；公卿之盟书日；卑者例不书日；外盟不日；平不日。 2．夫人薨，例日。 3．弑君日与不日，从其君正与不正之例也。4．败例日与不日，皆与战同。 5．内灾例日。 6．内女卒例日。 7．执例日。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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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例 |
1．桓弑逆之人，出则有危，故会皆月之。 2．执大夫无罪者月。 3．诸侯出奔例月。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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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例 |
1．会例时。 2．伐例时。 3．遇例时。 4．讨贼例时。 5．围例时。 6．城例时。 7．聘例时。 8．凡有所归，例时。 9．大水例时。 10．有年例时。 11．蒐狩例时，而此月者，重公失礼也。 12．外相如不书，过我则书，例时。 13．蒐阅例时。 14．执大夫有罪者例时。 15．筑例时。 16．外灾例时。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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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时例 |
1．赗例时，书月，以谨其晚。 2．入例时，恶甚则日，次恶则月。3．不亲逆则例月，重录之。亲迎（逆）则例时。 4．大国篡例月，小国时。 5．失礼宗庙，功重者月，功轻者时。 6．来朝例时；月者，谨其无礼。 7．失礼，祭祀例日。得礼者时。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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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 |
1．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称名。
2．君杀大夫例不地。
3．外大夫例不书卒。
4．依例，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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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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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分析上面的材料，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这些例目均是范宁注解《谷梁传》时从《春秋》经文归纳所得，大部分注于《春秋》经文之后，以作为注解《谷梁传》的指导；杨士勋在作《春秋谷梁传注疏》时，也引用这些传目来作疏释《谷梁传》及其范宁注文。
（2）从所列例目来看，有关“日、月、时”的传目占近百分之九十的比例。我们可归纳出以下特点：首先，孔子修《春秋》“假日月以定历数”[2]卷30《艺文志》，即通过日月时来表达春秋十二公的纪年。这反映了《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5]卷1《春秋左氏传序》的特点，即非常强调时间性这一要素。所以，崔子方认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例盖其本。”[7]序唐代啖助以为“《公》、《谷》多以日月为例，或以书日为美，或以为恶。……故知皆穿凿妄说也”[8] 卷9，宋代刘敞批评《谷梁传》“窘于日月”[9] 卷6《左氏传》，大体缘于此。
其次，范宁说“《谷梁》皆以日月为例”，但范宁所总结的日、月、时之例，时例多，月例少，亦有兼言日月时者，所以宋代学者程颐说：“或日或不日，因旧史也。古之史记事简略，日月或不备。《春秋》因旧史，有可损，而不能益也。”[10] 卷5《春秋》“隐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师卒”日、月、时不完全，有鲁史本身的原因，也有孔子的主观目的，据杨士勋解释说：“此传凡是书经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记事，必当具文，岂有大圣修撰而或详或略？故知无日者，仲尼略之，见褒贬耳。”卷1，“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眜”即通过日、月、时的有无，来表达褒贬目的。
由上可见，我们将上述“传例”、“略例”、“注例”三类例法加以合计有九十余条，如果把少数散佚以及重复不计的条目计算在内，可与杨士勋“百余条”之数相合。因此，范宁的“商略名例”应包括上列三类例法。三者之间也有区别：首先，形式有差异。“传例”是《谷梁传》传释《春秋》时的原文，涉及到《春秋》载事的书法，偏重于《春秋》“义”的方面；“略例”是对《春秋》所载同类史事进行综合分析，言其异同，偏重于《春秋》“事”的方面；“注例”是范宁根据《春秋》记载史事遣词用语的差异确立具体的例法及其变化，偏重于《春秋》“文”的方面。其次，它们在《春秋谷梁传注疏》中的位置不同。“传例”和“注例”存在于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之中，而只有“略例”被保留在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里。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范宁所总结的“传例”被杨士勋“散入疏中”的观点并不完全确切。
二、杨士勋对例法的研究
杨士勋在疏释《春秋谷梁传集解》时，对范宁的例法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释经传例法的名词与术语。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
1、经例、众例、常例、变例、异例、内外例
（1）经例
经例，就是《春秋》经文记载历史所使用的例法，即上述的“注例”部分。如襄公十一年七月，楚人执郑行人良宵。杨士勋《疏》称：“案经例执大夫皆称人而执，未有称公侯者。”
（2）众例
众例，是从相同史事中归纳出的通用之例，即上面的“略例”。如昭公十一年四月丁巳，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谷梁传》问：“何为名之也？”范宁注释说：“据诸侯不生名。”杨士勋疏解道：“十六年楚子诱戎蛮子杀之，不名，所以不据之，以明于例。而总云‘诸侯不生名’者，以传于郑伯髡原之卒，亦言诸侯不生名者，又恐华戎异例，故注以广问众例言之。”说明诸侯生前不称名，这是古代《曲礼》所言的基本礼制，也是《春秋》、《谷梁传》通行的记事方法。
（3）常例
常例，就是《春秋》、《谷梁传》通常遵循的例法，即上面所述的“传例”、“注例”。如庄公二十三年夏，萧叔朝公。萧为微国，也是鲁国的附属，所以杨士勋注疏说：“书名者，附庸常例。”[3] 卷6“庄公二十三年夏萧叔朝公”另如僖公元年十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丽，获莒挐。《谷梁传》提出疑问：“内不言获，此其言获，何也？”杨士勋回答说：“获者不与之辞，内不言获，乃是常例。”范宁《谷梁传》注解所总结的其他例日、例月、例时等等之例法，均是常例。
如果与“常例”不同者，又分三种情况：
（4）与常例相违背就是“变例”
如襄公九年四月，陈火。按《谷梁传》传例“国曰灾，邑曰火”，陈既为国，当记以“灾”，为何书为 “火”？杨士勋《疏》解释说：“陈灭不可以比全国，故以邑录之。既以邑录之，则不得与国同文，国邑文既不同，传宜显变例，故云‘国曰灾，邑曰火’。”陈国之灾不是全国性的，所以《春秋》以城邑之灾相待，以显与常例“国曰灾，邑曰火”的变化。《谷梁传》中凡言“与常例违”、“非正”、当例日而例时或例月、当载地而“不地”者等等情况，均是杨士勋所认为的“变例”。
（5）中国与夷狄不同就是“华夷异例”
《史佚之志》记载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5] 卷26“成公四年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强调“华夷之辨”，在《春秋》记载中原之国与夷狄之国的例法就有差异。如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谷梁传》解释说，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襄六年《谷梁传》所载与此大体相同：“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均说明中原国家与夷狄之国灭亡的纪时方式有差异。另如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谷梁传》认为“会者，外为主焉尔”，表明鲁隐公受邀赴会。隐公九年冬公会齐侯于防，《谷梁传》再次说“会者，外为主焉尔”，为何重复“发传”？杨士勋解释道：“重发传者，嫌华戎异（例）故也”[3] 卷1“隐公九年冬公会齐侯于防”，正如范宁注所说原因“会戎，危公也”[3] 卷1“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而与齐侯相会相对安全，故此二传例有别，属于典型的“文同而义异者”[3] 卷1“隐公二年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再如昭公十六年春，“楚子诱戎蛮子杀之”与昭公十一年四月“楚子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不同，《谷梁传》认为“楚子不名，戎蛮子非中国故”[3] 卷18“昭公十六年春楚子诱戎蛮子杀之”，因此“华戎异例”。
（6）鲁国与其他国不同就是“内外之例”
范宁认为“《春秋》尊鲁”[3] 卷6“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杨士勋将其理解为“《春秋》以鲁为主”[3] 卷7“僖公二年九月齐人、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或者更进一步说“《春秋》内鲁”[3] 卷10“文公元年秋公孙敖会晋侯于戚”，这反映了“仲尼书经，内外有别。既内外别，则亲疏尊卑见矣。”[3] 卷14“成公九年七月晋栾书帅师伐郑”不仅体现亲疏尊卑，而且“外内之意别，故传辨彼我之情也”[3] 卷1“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眜”，即可分清鲁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如上面“注例”表中所见的“内灾例日”、“外灾不书”、“外大夫例不书卒”等均表现为内外的分别。再如庄公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范宁注称“公盟例日，外诸侯盟例不日”，时间的准确性体现了内外盟会的差异。另如襄公十四年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范宁认为诸侯出奔当例月，因卫侯结怨于民而被迫出逃，所以记日“以著其恶”。然杨士勋认为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乙亥，“公孙（逊）于齐”，按范宁之说，鲁昭公出奔记日也是“明公之恶也”，但实际上鲁昭公是被鲁公室三桓所逐，所以“或可详内，不可以外例准之”[3] 卷15“襄公十四年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杨士勋的分析是正确的。
2、起例、蒙例、比例、依例、违例
我们在上文谈到的例法，是通过何种方式形成的？又比如当例日而例月例时，当书而又不书，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杨士勋在作注疏时对此作了较详细的总结：
（1）起例
起例，即《谷梁传》或范宁注第一次提出例法。如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谷梁传》提出“内不言战”，杨士勋认为“公败宋师，起例之始。”[3] 卷4“桓公十年十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另如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谷梁传》引申经文说：鲁公应邀赴会，当“智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后可以出会”，否则有一定危险。桓公十八年正月，鲁桓公与齐侯相会，四月桓公夫人姜氏与齐侯于齐国谋杀鲁桓公。《谷梁传》再次阐发“智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备，然后可以会矣”的传文，所以杨士勋推论说：“桓无三臣之策而出会齐侯，身死于外，故重起例明其不可。”[3] 卷1“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2）蒙例、比例、依例
蒙例、比例、依例大体相同，当《谷梁传》与范宁集解“起例”之后，其后相同史事的传、注依从同一的例法。如僖公十一年八月，大雩。《谷梁传》认为雩例月为正常情况，旱例时则为正常情况。为什么这样加以区分？杨士勋认为“旱必岁穷，非一月之事故也”，以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为例，《谷梁传》有“旱，时，正也”的例法，所以宣公七年秋大旱，“亦蒙例可知”为正常。
另如僖公二十五年四月，宋杀其大夫。《谷梁传》引用郑玄《释废疾》说：“《春秋》辞同事异者甚多，隐去即位以见让，庄去即位为继弑，是复可以比例非之乎？”
再如襄公二年六月庚辰，郑伯卒。晋师、宋师、卫甯殖侵郑。范宁注有“不书晋、宋之将，以慢其伐人之丧”，杨士勋指出：“依例，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可见，晋宋两国出兵最多，因此三人虽同有伐丧之罪，或名或师，可知称师者罪重，称名者罪轻。
（3）违例
杨士勋认为《谷梁传》及其范宁注所确定的均为常例，凡与常例不符或相违背，被称为违例，当然我们在《春秋谷梁传注疏》中还可看到相“乖”、相“异”等例皆属于此类。
如庄公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齐。按《谷梁传》之传例：“致月，有惧焉尔”，那么记以时则不危惧，“嫌与例乖”。另如庄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谷梁传》再言传例：“入者，内弗受也。”杨士勋认为：“重发传者，嫌夫人与他例异故也。”再如庄公二十八年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谷梁传》对此书法产生疑问：“其称人以败，何也？”杨士勋根据桓公十三年二月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宋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的《谷梁传》“战称人，败称师”的传例，认为“是发违例之问也。”[3] 卷6“庄公二十八年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僖公十八年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按《谷梁传》的传例：“战不言伐，客不言及”，所以杨士勋认为“战伐不并举，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战，是违常例也。又伐人者为客，受伐者为主，此言及齐师，是亦违常例也。”
综上所论，范宁、杨士勋对《春秋谷梁传注疏》的例法总结和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范宁所归纳的“传例”、“注例”、“略例”，全部与《春秋》与《谷梁传》有关。“传例”据《春秋》经文而发，“注例”据“传例”而补充，“略例”是对“传例”、“注例”的综合，具有“属辞比事”之意蕴。范宁所总结的三种例法对于研究《谷梁传》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所以宋代学者吕大圭认为：“范宁，《谷梁》之忠臣”[11]附录：《春秋五论》。杨士勋将范宁所确定的“略例”散入疏中，使后人从而了解其面貌，这种保存文献的功劳是值得肯定的。杨士勋对范宁所确定的例法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与发挥，特别是在范宁“文同而义异”基础上提出“经变文以示义”[3] 卷 5“庄公十年三月宋人迁宿”杨士勋《疏》的解释例法原则，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以清代阮元赞叹“杨士勋《疏》分肌擘理，为谷梁学者未有能过之者”[12]卷11《春秋谷梁传注疏校勘记序》，对他的贡献作了较高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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