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究竟是经书还是史书? 在《左传》经学史上,向来有“经”和“史”的不同说法。一般来讲,古文经学认为《左传》是史书,身兼为“经”,今文经学否定《左传》传《春秋》,所以只将《左传》当作史。现今我们不是要在经古文学和今文学中择定一种加以申说,因为这样做实际是偏袒一方而作出了主观裁断。为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我们需要弄清历
史上《左传》“经”、“史”概念的分别及其联系,以便正确检讨《左传》的性质。
从唐代唐颖达作《五经正义》起,《左传》作为《春秋》之传厕身于“九经”、“十二经”、“十三经”之列,然而翻阅《汉书》以前的典籍,《春秋》三传的名称都未确立,《春秋》经与三传统称为“春秋”。先秦典籍称引的《左传》,名《春秋》《春秋之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称《春秋》,指《春秋》经和《公羊传》。司马迁所称《春秋》,指《春秋》经、《左传》和《公羊传》。《史记》中,《左传》有一次称名《左氏春秋》[ 1 ] ( P105 - 115) ① ,于《春秋》前加姓氏以区别于古已有的《春秋》。汉初另外一些书籍如《韩诗外传》《新语》等所称《春秋》指《左传》,有时亦指《公羊》。可见,在司马迁之前,《左传》《公羊》同称为“春秋”,其时《穀梁传》还未成书,故汉初“春秋”中尚未有《穀梁传》。“春秋”在先秦时是史书的通称,鲁史《春秋》以通称为名,被孔子作为教科书使用,《左传》与《公羊》同冠以“春秋”之名,同样是以通名为名,二者同属于春秋学著作,并非二者定性为《春秋》之传后,才有“春秋”的称名。若如此,经是经,传是传,传如何能夺经之名? 如果依后世经传的概念去规范《左传》的定名,显然是不合适的。笔者认为,《左传》不是《春秋》之传,却是古“春秋学”的一部分。《左传》在产生之初即归属于古春秋学,却不附属于《春秋》一经。在古春秋学这个体系中,《春秋》与《左传》同称“春秋”,没有尊卑之分,只不过在汉代鲁史《春秋》因为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获得了崇高的“经”的地位,而《左传》因它自成统系,与孔子及其微言大义相对隔膜,没有获得《春秋》之传的地位与待遇。《左传》和
《公羊》《穀梁》同属春秋学的体系,但一个重史,一个重论,是古春秋学两个不同的支流。《左传》是春秋学的流衍中以“事”为核心,加以“辨是非”的一派,而《公羊》《穀梁》是以“是非褒贬”为中心,辅以史事论说的一派。本文从《左传》的“传”名与“史”名入手,辨明《左传》既非《春秋》之传,亦非现今我们所称道的客观叙事之“史”。
一、《左传》“经”的概念的澄清
认为《左传》是经,实即以《左传》为《春秋》之传。“传”作为一种著作体裁,是与“经”相对的概念,有被尊奉的经,才有经之传。战国时就有经,有经说而无“传”体,经只不过是“典籍”的意思。战国诸子争鸣,儒墨显学都有经书,儒家传六经,墨学把墨子的著作称《墨经》,韩非在著作中亦有经说,所谓的“经说”实际是利用古已有之的典籍进行自家学说的理论表达。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之后,“官司典常为经,而师儒讲习为传,其体判然有别”[ 2 ] (《汉志六艺》) ,这句话道出了经传之“体”产生的历史条件:当官方将某一典籍尊为“经”的时候,即需师儒讲习,“传”体以师徒口口相传为特点。师儒经说本为口口相传,这是经传之体的最初表现形态,也是先秦以来学术传承的一种主要方法,带有原始性,却是汉代官方今文学所承认的一种传授方法②。所谓传,转也,转授师说的意思,因为弟子转授师说的角度、详略各不相同,所以一经而有不同的传。有明确的师传,才能保证经义的纯粹,西汉经学师法意味浓厚, 重源头始祖的原因即在此。“传”体的确立,意味着官方经学的建立及师法的形成。西汉公羊学盛行,到宣帝时,和公羊学有亲缘关系的穀梁学亦被立为学官,而《左传》却被排斥在师儒传说的“传”体之外。有了“经传”一体,方有经之传名。《公羊》《穀梁》被当做《春秋》之传以后,一方面可以称“传”,而另一方面原名仍在使用。如刘向《说苑》《新序》所称“春秋”指《春秋》经和《公羊》《穀梁》,而《公羊》《穀梁》同时有了“传”称,但《说苑》《新序》并未以“传”称《左传》。
《左传》在汉代争立学官时,受到今文家的排挤,很多人认为今文学出于保护自身利禄的考虑所以说《左传》不传经,这种解释站在古文经学一边,理所当然地把《左传》视作《春秋》之传,所以要谨慎对待。《左传》一书的解经性质在晚清今古文之争中受到激烈抨击,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反感今文家的主观武断,于是转而站在古文经学一边,支持今文家所反对的论调,认为《左传》是《春秋》之传。今文学家反对“《左传》无师传”,就《左传》没有口口相传的“传”体形式来说是对的。“《左传》无师传”并不意味着《左传》无流传。汉初贾谊、翟方进等人都传《左传》,但这种流传,只是传授,传习,并不在官方意识形态的领域内。先秦诸子如荀子、韩非子都曾见过《左传》,多方称引《左传》,因为其流传广,《左传》历经秦火仍在民间留存,到汉初,仍有学者如贾谊、尹更始、翟方进等人传习,而对《左传》的传习,多以通训故为主。因为古文《左传》在汉初起来已经有相当的难度了。学者只传训故,反映了《左传》在汉代的流传,一开始和义理并无关联。汉初张苍虽献《左氏春秋》,但它是作为一种历经秦火的佚籍藏在秘府,不被官府讲习,所以当刘歆建元元年在校秘府书籍时才对它大称奇。
到《汉书·艺文志》,《左传》同《公羊》《穀梁》等同被称为传。与班固同时的王充,虽不是儒家人,在《论衡》中,也不称其为“春秋”而称其为“传”了。毫无疑义,《左传》是《春秋》之传的观点随古文经学的兴起、兴盛而根深蒂固了。《史》《汉》两书记载的差异,透露出一场学术的演变已悄然完成。可以肯定,这个转变是在司马迁身后到东汉初即已完成。那么,在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是谁呢?
《汉书·刘歆传》载:“《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这句话成了今文家攻击刘歆伪窜《左传》的口实,我们反对今文家的主观武断,但是仍不能不对这句话加以注意。刘歆是《左传》从训诂之学转向义理之学的关键人物,《左传》的传名是否和他有必然的联系呢?
刘向习《穀梁传》,又好《左氏传》,“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识通》第十,据严可均辑本) ,“童仆妻子,皆能呻吟之”(王充《论衡·案书》) 。刘向数与歆争,而不能对,但终持穀梁义(《汉书·楚元王刘交传附刘歆传》) 。从这里可以得到几点认识: 1. 刘向没有听从刘歆的义理,仍持《穀梁》义; 2. 从刘歆始,《左传》学摆脱了“训诂”之学的狭窄路径,第一次具备了与《公羊》《穀梁》等一致的义理学的内涵,《左传》成为获得《春秋》经义的一种途径,但不为刘向等持今文学之人所承认。《玉涵山房辑佚书》引《经典释文》《左传正义》《路史》,得刘歆解经二十条,从中可以看出,刘歆解经脱胎于《公羊》《穀梁》[ 3 ] ( P109) ,但“随文造意,以非例为例,不复知其自违也”(《左传正义》昭公八年引) ,到了东汉,《左传》进一步参与《春秋》的经解,当时大儒如贾逵、服虔等人无不杂采《公》《穀》之例说经,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序》批评刘歆、贾逵、服虔等杂取《公》《穀》释《左传》。除杂采今文学义例入《左传》经说以外,刘歆解经还加入了五行学说,从《汉书·五行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刘歆用当时盛行的五行学说解说《春秋》,为汉廷解说过往历史的兴亡、盛衰之迹。
从刘歆的解经方法,可以看出他先于东汉诸儒,创《左传》义理之学。刘歆仿《公羊》《穀梁》之例以说经,发明《左传》的微言大义,杜预、孔颖达等人抱守古文“家法”,对此嗤之以鼻,但汉代的今文学家反对它,不在于“家法”,而在于义理。《左传》的义理是刘歆的一家之学,不被认为来自孔子。汉代大儒董仲舒利用《公羊》学说讲政治,好言灾异,这种《公羊》学说却被认为传自孔子,因为这一师传,《公羊》获得了学术正统的地位,《穀梁传》汉宣帝时立于学官。而《左传》却被今文学家排斥在孔子的师传之外。刘歆欲想让自己的一家之学争立学官,和汉廷用孔子一家之学作为王官之学冲突。面对如此局面,刘歆有意拉近《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哀帝建平元年,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说:“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且詈骂今文学习《公羊》《穀梁》“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4 ] (《刘歆传》, P1970)刘歆不认同《公羊》口说传授这一种原始的经义传授方式,不理会官方“口说师传”的标准,而另立评判标准:《左传》远在先秦即已成书,左丘明因为好恶与圣人同,所以《左传》之义得孔子之意。刘歆从成书年代以及著者与孔子的关系上大做文章,以证明《左传》的义理与孔子的义理一致,而官方是要明确的师传,以证经义确实来自孔子,所以二者根本就是各说各话,互不承认对方,所以二者不能同廷共论,这也是今文学家在刘歆抛出《移书让太常博士》以后,不肯出庭对证的原因。
今古文之争从前汉至后汉,一共发生四起,但今文学反对《左传》立为学官最重要的理由不外乎一个,即《左传》本于左丘明,而非孔子,其潜台词即为《左传》义理不得圣人真意。两汉经学重师法,有了可靠的师法,义理才有保证。《华阳国志》卷十下引《春秋穀梁传》叙云:“成帝时,议立三传,博士巴郡胥君安,独驳《左传》不祖圣人。”专从师法上驳斥《左传》。《后汉书·范升传》所载范升的言论具有代表性:“《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 5 ] (卷三六,《范升传》, P1229)从师法和典章制度上讲《左传》不应得立。范升对《左传》义理之失特别在意,他认为五经之本自孔子始,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 5 ] (卷三六,《范升传》, P1229) ,对司马迁多引用《左传》大加非议。范升所论《左传》之失十四事,不可录三十一事已无从考索,从司马迁用《左传》,而今文家非议他“谬孔子言”看,《左传》不能被立为学官的重要依据就在非孔子所传。尽管刘歆争辨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但在当时,这种说法没有信服力,当时的人们都相信《公羊》《穀梁》传自子夏,得孔子师传,即使《公羊》《穀梁》里面有神权、灾异也不以为舛,而偏偏不相信《左传》之义得自孔子,且据《左传》之文本,指《左传》义理“谬”于圣人之意,不本孔子而义理“浅末”。
刘歆为拉近《左传》与孔子的联系,鼓吹《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善恶与圣人相同,这种观点虽然在汉代不被今文学者接受,但在刘歆以后,却成为奉《左传》为《春秋》之传的人们的最重要理由,而且人们将《左传》与孔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史记》尚称左丘明“鲁君子”,《汉书》称“鲁史官”、“鲁君子”,刘歆只说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面对今文学者范升的指责,东汉陈元说“丘明至贤,亲受孔子”,左丘明第一次变成孔子弟子。由刘歆的“好恶与圣人同”到陈元的“亲受孔子”,其中的重要考虑是将《左传》的师传推至孔子,以抗拒今文家“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所以不是圣人学说的言论。将左丘明说成孔子的弟子,只是古文家为对付今文家而做的策略而已。左丘明是否真是孔门弟子,死无对证,由于这种说法拂逆了人们对左丘明的一贯看法,所以引起人们争论嚣嚣,《左传》于光武帝建武初年立于学官之后,旋即废。但此后“诸儒传《左氏》者甚众”(隋书·经籍志) ,左氏学日益兴,虽没有再立为学官,但是左传学作为汉代愈来愈强的“复古”思潮的组成部分,纠正着今文学灾异祥瑞的弊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纵观《左传》的废立之争,双方争论的核心在《左传》是否为孔门学说,如果是,就可以厕身于孔门学术之林,与《公羊》《穀梁》并列。前人只注意到今古文之争中,今文家为一己私利排拒《左传》,并没有人从意识形态的保守处着眼。今文家不关心《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而关心《左传》与孔子的关系。今古文争论的焦点是《左传》是否传自孔子。这在重师法的汉代,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保证了师传,才能保证其学说的纯粹性,学说来源于圣人,才能跻身于意识形态领域之内。只有传授自孔子,才可能称为“传”。
我们可以说,《左传》而称为传,是争立学官的副产品。随着今古文之争的逐步演化,古文经学虽未立博士,但它的研习者越来越多。东汉章帝建初元年令贾逵发“《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书奏,章帝嘉其言,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后汉书·贾逵传》) 。除刘歆发明《左氏》义理之外,东汉贾逵、颍容诸人亦发明《左传》义理。贾逵著《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春秋释训》一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均佚) ,使得《左传》成为一门义理之学。
《左传》“传”的称名当形成于两汉之交。《汉书》中保留了西汉对《左传》的“春秋”称名。如《汉书·楚元王刘交传》附《刘歆传》发引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 多者二十余通, 臧于秘府, 伏而未发。”[ 4 ] (卷三六,《刘歆传》, P1969)此处《春秋》指《左传》,可见就是创通《左传》大义的刘歆亦称《左传》为《春秋》,而未称“传”。又《汉书·朱博传》载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议:“以为《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鲁大夫叔孙侨如欲颛公室,谮其族兄季孙行父于晋, 晋执囚行父以乱鲁国,《春秋》重而书之。”[ 4 ] (卷八三,《朱博传》, P3408)此事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为《公》《穀》所无,《春秋》为《左传》确实无疑。可以推知,西汉人尚未习称《左传》为“传”,但两汉之际与刘歆有过来往的桓潭已称《左传》为“传”,说“使经而无传,纵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得也。”人们已经看到了《左传》在经解当中的重要作用。东汉与班固、贾逵同时的王充《论衡·案书》以《左传》出于孔子壁中,较《公羊》《穀梁》距圣人更近,所以推重《左传》,也称《左传》为“传”了。刘歆推重《左传》,还顾及今文学家将学说比附孔子的思维,拉近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以期获得今文学者的赞同,桓谭则撇开师法与师传这一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只从著作年代的先后讲《左传》优于《公》《穀》,较之刘歆的论辩,桓谭的论证更多了一份客观平实。这是不计较《左传》是否得立学官的平允之论,易在民间获得认同。到班固的《汉书》,已经全面接受了《左传》是《春秋》之传的观点,所有的叙事行文都称《左传》为“传”。
《左传》“传”的称名,先在民间兴起,而后被采入官方史书,兼之王莽朝立《左传》于学官,《左传》正式成为《春秋》之传。如果认为王莽新朝时《左传》被称“传”,所以班固沿袭此称呼,实不如此。《左传》的“传”名当远推至王莽之前的今古文之争,“传”名在民间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官方才有可能在不立其为学官的同时,改称其为“传”。班固《汉书》成于章帝建初中,历时二十年,时值贾逵受章帝命“发明左氏大义长于《公》《穀》者”,左氏学已大盛,《左传》之被称“传”,也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二、《左传》“史”的概念的澄清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影响至巨,但“六经皆史”说绝不意味着《左传》是单纯的史书。六经皆史观的形成,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六经皆史观,都有不同的背景,清代乾嘉年间,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的提出,是为了挽救当时衰败的学风。当时学者大多只读经不读史;只读先秦经籍,不读汉以下书;只知钻研故训,鲜有义理的发挥,章学诚于是认为经学发源于史学,提倡用史学的方法研究经学,意欲推进史学的发展,实际上扩大了经学的研究领域。今文家康有为倡孔子改制说,皮锡瑞认为“六经皆孔子作”、“经学由孔子开山”、“孔子之前没有经学著作”,都是有意神化孔子。章太炎认为“经”的本意只是装订书籍所用线,任何书籍都可以称作经,他提出“六经皆史”,打破了今文经学加于孔子的神圣光环,还包括《春秋》在内的六经以“史”的本来面目。
六经皆史,不管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都不曾否定《春秋》经的崇高地位和《左传》的经传身分。《文史通义》:“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 6 ] (《史注》, P237) 显然将《春秋》视作经典,三传都是推衍其微言大义的。六经皆史,是讲六经的源头是史,源头是史,意即史的流变是经。正如章学诚同时代的袁枚所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文经,古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 7 ] (卷十,《史学例议序》) 袁枚之说在前,章学诚可能参考了袁枚的说法。此所谓史,是古代史官的治理范围,它包括先王的言行及典章制度,诚然是可宝贵的史籍中的一部分,这些到后来都演变成儒家义理的内容。“六经皆史”的理论本身蕴涵着“史”转化成“经”的内容。
《左传》如果纯是史,则没有孔子的微言大义;如果是经,那么必定有孔子关于社会人生的政治理想,此一社会,当以“礼”为核心,这就是儒家所言的微言大义。在经学历史上,《左传》的解经,除了明确标示义理的———书法、凡例、“君子曰”等解经语的内容外,还包括历史叙事中古代礼制的内容。皮锡瑞基于今文学的立场,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左传》中有“经说”:“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内传》所载无亨利贞之解,黄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书》数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传》之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或释诗,或征礼,非但比汉儒故训为古, 且出孔子删订以前。”[ 8 ] (《经学开辟时代》, P30)就是说《左传》中或释《诗》、或征《礼》,都是经学义理的阐发,只不过皮锡瑞不承认那是孔门的义理罢了。清代经古文家认为“圣人之理义非它, 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9 ] (卷十一,《题惠栋宇先生授经图》, P168)他们致力于恢复古代的礼制,甚至以古代典章制度的钩稽等同于义理的阐发,依赖的就是《左传》中这些历史叙事。经今文家攻击《左传》不传经,基于《左传》的解经语有碍“君臣之礼”等名教纲常,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左传》阐说古代礼制的经学意义(如皮锡瑞) 。这也就是说,今文学家承认《左传》中以“礼”为核心的解经内容。以超脱今古文之争的眼光看,今古文两家俱承认的《左传》经说中“礼”的内容,都体现在历史叙事中,那么,《左传》的“经说”其实就是“史事”,经学家热衷于用某些包含“礼”的“史事”衍说《春秋》经义。
在经学体系中,身为史书的《左传》仍用“礼”来阐释经义,现代意义的“史”,则专指客观的历史记录,在史事的叙事中展现历史的兴衰变化,它虽能表达一定的立场、观点,但和经学的微言大义无关。我们现今所说的“史”与经学家眼中的“史”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微言大义这些被经生们奉为神圣且在一定时期被奉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汉代以来《左传》“史”的观念在晚清遭遇挑战。王国维曾经以“二重证据法”考证殷商帝王世系,创立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他的史学观念绝非经学家所能比拟。王维国《释史》云,“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王氏分析“史”字的结构,为手托托盘的形象,认为手中所托之物为盛笄(射箭时记数的筹码)之器,又可盛简,那么,“史”字藉托盘中所放史
之典册,突出了史官身分及其所掌管的史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史”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虽也解“史”为记事之史官,但人所持物被抽象化成“正”,它强调记事的原则、书法,即“秉笔直书”,“不褒美,不隐恶”———所谓的古之“良史”的精神,此为经学家所喜闻乐道。东汉以来的经学家无不是按照这种理解去史书中寻求笔削、善恶、褒贬之迹的。王国维将许慎所释之抽象概念的“正”替换为“盛简之物”, 实际是将
“史”的“书法”义素淡化,“史”由此变而为“持书的史官”。这种史学,没有附着在史学上的微言大义,它以客观的形式记录人文的社会,而这与经学家的“史”绝不相同。人们不汲汲于从史籍中发现“一字褒贬”的笔削痕迹,才可能远离经学,来谈史学。王国维对“史”的理解催生了现代意义的史学。
经学历史上也有将《春秋》不当作“经”,而当作“史”看的,但是与现代人观念中的“史”仍有差距。宋代朱熹认为“《春秋》是史”, 他所理解的“史”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历史, 但是它对《春秋》“史”的身分的理解,实出于无奈。它曾索解过《春秋》的微言大义,发现它不能融通,于是无奈之中,只将孔子所作《春秋》降一级当“史”看,然而朱熹把他只能言说不能公布的“《春秋》笔法”全都运用到他所著史书《通鉴纲目》上,实际上把《春秋》的义理换了一种方法表达出来。
“礼”是《左传》叙事中的一个内容,抓住了《左传》的礼制,也就抓住了《左传》的微言大义,《左传》中的“礼制”是《左传》被视为《春秋》之传的重要根据。经学家对《左传》经传身份的界定,在现今已失去市场。现今学者认可的《左传》的经传身
分除了解经语,更体现在以事解经,即徐复观所谓“以史传经”。客观地看,《左传》叙事的详瞻固然为《春秋》的微言大义提供了具体可依的注脚,但这只是《左传》的功能,而不能说明《左传》的性质。
注释：
①参见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年。
②参见葛志毅:《今文经学与口说传业———试析古代的讲学传业方式及其文化历史原因》,《历史教学》, 199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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