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郭迎春
摘 要：避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们奉行的一种制度，避讳起初应是古人忌讳传统的延续或传承，即在人死之后讳称其名，以示敬鬼神之义，最初主要是避君王名讳，后又发展有家讳、私讳，甚至名字的谐音也要讳，演绎出种种避讳之事，避讳之制愈演愈烈，反映出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倡导下，避讳制度既有敬奉鬼神、尊崇先父先王的传统文化心理，又有迂腐而荒诞不经的迷信观念。
关键词：忌讳 避名讳 君讳 家讳 私讳
忌讳是古人的习惯，它起于周代，成于秦汉，盛于唐宋。所以古人为了忌讳，讲究修辞方式而委婉言之，如果不明避忌，则容易致误。
周朝之前，商人并无避讳，没有避祖讳、避父讳的制度。《周易·泰卦》六五云：“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尚书·酒诰》亦云：“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白虎通·姓名》卷九谓：“《易》（即《周易》）曰帝乙，谓成汤。《书》曰帝乙，谓六代孙也。”1又《史记·殷本纪》云：“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少子辛。”辛即商纣，则此帝乙又指称商纣的父亲。由此可见，同一“帝乙”之名，“始祖之成汤用之，六世孙之祖乙用之，十六世孙之纣父复用之”2，可见商时可以同以乙日生即以乙为名，后代人可不避先祖之讳而用先祖的名字。
西周初期，避讳似乎并未形成明确的条文或制度，然而在西周铭文中，已出现将“文王”之“文”作“玟”、“武王”之“武”作“珷”的字样。如《利簋》中有“珷征商。隹（唯）甲子朝歲”的字样。铭文中“珷征商”，即指周武王姬发征伐商纣之事（3），而且按史书所载，武王伐商灭纣的确是在甲子年，那么此文中“珷”即为“武王”，是否有意为之避讳，实在值得探究。
最初的避讳应是在人死后要讳称其名而示敬意于宗庙祭祀中，那么，为了使宗庙祭祀之礼成，周人在取名时即已有讳。《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桓公之子于此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鲁国公室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以庆祝太子诞生，桓公向鲁国的大夫申繻请教取名的原则，申繻答曰取名有五条原则：一为有信，即以人出生时的特点命名，如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出生时手上有“虞”字手纹，所以取名叫“虞”（始封唐，又是成王之弟，故称唐叔虞），后成为晋国始君；二是有义，就是用有吉祥之义的字命名，如周文王的名为“昌”，武王的名为“发”，“昌”即“昌盛”，“发”即“大兴”，皆为吉祥之义；三是有象，就是用与人的形象类似（相像）的事物来命名，如孔子出生时，头顶上中央低而四周高，像曲阜东南的尼丘山，故名曰“丘”；四是有假，即借取值得纪念的名称来命名，如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赐孔子鲤鱼，孔子以此为殊荣，用“鲤”为其子命名；五是有类，即取与父亲相关的字来命名，如鲁桓公的儿子九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出生，恰与鲁桓公的生日相同，所以，桓公之子名为“同”（4）。
周人所倡言的取名原则，其最重要的核心是基于宗庙祭祀避讳的基础之上，因此，哪些字在取名时就应该回避，周人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原则：一是取名不用国名，因为国名受之于天子，不可改易，人若以国名为名，那么他死之后人们就无法避讳，就等于其名被废弃了；二是不用官名，用官名取名就会使官名或被废弃，或被改称,如春秋时晋国国君僖侯名司徒，为避其讳废“司徒”之名而改其作“中军”,宋武公名司空，为避其讳废“司空”而改其作“司城”；三是取名不用山川之名，否则也是无法在他死后避讳的，当然，帝王有特权可以使山川改名，如汉文帝名（刘）恒，以“恒”为其讳，故改北岳恒山为常山；四是不以隐疾，即不用难言的疾患之名来命名，以避不祥；五是不以牲畜，就是不能用牲畜名来给人命名，因为宗庙祭祀须用牲，若以牲畜名命名，那么为了避讳就不能称呼祭祀的牲名，取名猪就得废弃猪作为祭品，取名羊就得废弃羊作为祭品，废弃猪或羊，就会使得祭牲不合祭礼，这等于就是废了祭祀；六是不得以器币名来命名，器是指礼器，如俎、豆之类；币即财物，古代作为礼物，诸如玉、马、皮、帛等，器币乃行礼之物，如果用器币名来为人命名，就会因为避讳而不能称用器币，所以必然会导致废弃礼5。《礼记·曲礼上》也载有这种制度：“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6。”凡此种种，皆在说明取名之始即已顾及日后避讳之事，说明避讳在周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古人之避讳，至为重要者莫过于避名讳。讳，避也，即回避、不直称君王或尊长之姓名。从上述文献资料中来看，避讳之始应于周时，主要是为君王或为父母在其葬礼之后讳名。但是，在周初周人并无避讳之制。周武王祭祀文王之乐章《诗·周颂·邕》中，就有“燕及皇天，克昌厥后”，7成王时所作之诗《噫嘻》中，也有“骏发尔私”8之句，可见其中的“昌”、“发”均不避文王姬昌、武王姬发之名讳。
较早论及避讳之礼的是《周礼·春官》：小史“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郑玄注云：“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9“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10周人以避讳之礼行于宗庙，在人死之后讳称其名而示敬意。而这种避讳，则开始于葬礼之后的祭礼：“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11在卒哭祭之后避讳死者的名字，旨在表明把死者当做活人来事奉之礼已经结束，而是开始把死者当作鬼神来恭奉。
既是有了避讳之礼，那么，就有了避讳的礼规：“礼，不讳兼名；二名不遍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妇讳不出门。大功、小功不讳。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12
古人所倡言的这种礼制，根本原因在于避讳之礼既是对死者的神灵示以敬畏，又有节度适宜的礼的精神。按照礼法，与名字同音的字不避讳，两个字的名毋需同时都避讳；对于祖父母的名字，如果事奉过父母，孝子就要避讳，没有事奉过父母就可以不避讳；在国君面前不避自己的家讳，但要避君讳；读《诗》《书》、写文章时可以不避讳；在宗庙祭祀中，所有的祝辞、祷告之辞可以不避讳；不用避妇人的家讳，即使是国君夫人的家讳，诸臣也可以不避。进入别国、远赴他乡，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禁忌和风俗，到别人家去要先问清这家主人的避讳。自此，历代避讳之事纷起，秦汉始兴，唐宋尤盛。
避讳首先是避君王之讳。《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13秦王即秦始皇，因其父庄襄王名子楚而讳“楚”，故改称楚国之“楚”为“荆”。秦始皇名政，秦乃讳“政”，甚至同音字亦讳，秦人呼“正月”为“端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就有“端月”，“端”即“正”字，司马索《索隐》在 “端月”下注“端月”为“正月”，曰：“秦讳正，故云端月也”。14可见秦避“政”讳。其他的君王之讳，如西汉高祖讳“邦”，《汉书》以邦为国。惠帝讳“盈”，《史记》以万盈数作满数。文帝讳“恒”，以恒山为常山。景帝讳“启”，《史记》中微子启之名作微子开，《汉书》中启母石之名作开母石。武帝讳“彻”，故以彻侯为通侯，蒯彻被改为蒯通。宣帝讳“询”，以荀卿为孙卿。元帝讳“奭”，以奭氏为盛氏。东汉光武帝讳“秀”，以秀才为茂才。明帝讳庄，以老庄为老严。汉安帝讳庆，以庆氏为贺氏。可见，君王名讳成为避讳最重要的内容。
汉以降，历代帝王沿承此制，为了避君王名讳不但可以改变他人的姓名，而且可以更改地名、山川之名，更为甚者，这种避讳已经打破了周制，帝王名讳的同音字也要避，如晋景帝司马子元讳“师”，改京师为京都；晋文帝司马昭讳“昭”，改昭穆为韶穆，王昭君改为明君；晋愍帝讳“邺”（业），改建业为建康；唐高祖讳渊，渊字尽改，或作泉，或作深，或作海；唐太宗讳“世民”，《唐书》中，凡言世，皆为“代”，民则曰“人”，改治民为治人、生民为生人；而高宗讳“治”，又将“治”改为“理”，柳宗元则有“天子以生人付公理”（15）之语，“生人”即“生民”（百姓），“理”即“治”，避两世帝王名讳；后晋高祖讳“敬塘”，则改“敬氏”为“文氏”、“苟氏”，析“敬”字而为二。按周避讳之礼，如果是双字名，可以不必同时避讳这两个字，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称‘徵’，言‘徵’不称‘在’。”16但后世之人则惟恐避讳不及，往往造成曲为礼制，废阙之文日多，故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太宗时居春宫总理万机，曾下令曰：“依礼，二名义不遍讳。……今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讳避。”17而事实上是，唐太宗世时确有虞世南、李世勣之名不避“世”讳，但高宗将“六部”之“民部”改为户部之后，“世”与“民”唐人皆讳，不遍讳之制已经改变。
除避君王名讳，古人还避父祖之名讳，也称家讳。西汉淮南王刘安，其父讳“长”，故《淮南子》书凡有长字悉改为修。司马迁父讳“谈”，《史记》中将赵谈改为赵同子。范晔父名“泰”，《后汉书》将郭泰作郭太。到了唐代，杜甫父名讳“闲”，故杜诗中全无闲字。李贺父名讳“晋肃”，故李贺终身不敢取科举进士。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为文章作序改为引，苏轼则改序为叙。后梁太祖朱温之父讳“诚”，后梁便改城曰墙。
避家讳不仅是敬畏神鬼，祈迎吉庆，更是恃贵显骄的象征符号。按周制，妇人私讳臣可不避，但汉高祖吕后讳雉，《史记·封禅书》即称野雉为“野鸡”（野雉夜雊）。东晋简文帝郑后讳阿春，故将《春秋》经改为《阳秋》，富春改为富阳。拥有至高皇权的武则天更重视名讳，她为自己命名曌（音照），故诏书改为制书，诗人鲍照也成为鲍昭了。不仅如此，武后父讳华，因而华州（今陕西华县）改为太州，至元代才复其旧名。
以名讳为尊者彰显尊荣成为唐宋的一种风尚，有人趋之若骛，其时更有自讳其名者，即私讳，在古代官场曾盛行一时。如北宋仁宗时，有个叫田登的人在至和年间为南宫留守，上元（正月十五）日有司举故事呈禀，乃判状云：“依例放火三日。” 18此将正月十五元宵日放灯之事因避官吏田登名讳而改为“放火”之例，不能不说是个笑料。
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个名叫徐申字幹臣的人自讳其名，知常州时，有一邑宰向其禀告公事，说：“已三状申府，未施行。”徐申一听邑宰所言未避自己名讳，立刻怒形于色，斥责邑宰说：“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侮。”邑宰恰是一位不畏权贵敢于犯上之人，也立刻大声说：“今此事申府不报，便当申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一连说了七个“申”字，说罢长揖而去。徐申虽然大怒，却没有什么办法给邑宰治罪，也只有作罢。这也是不肯避权贵之讳以自保之事。宋徽宗时官至相位的权贵蔡京，权势甚盛，朝廷上下莫不趋势逢迎，自然也免不了要避其名讳，例如将东京、京西一并改为畿左、畿右之类。蔡京门下更有人举家避蔡京名讳，家人如有违犯避讳之事者，则施以笞刑责罚，趋炎附势竟至于此。还有一个叫蔡经国的人，闻听蔡京操闽音，称京为经，便奏请乞求改名为纯臣，以避蔡京名讳，此尤为可笑19。也可见宋朝时避讳之礼已甚为扭曲，或者可以说是相当荒诞。
若说宋朝避讳之礼的扭曲及荒诞，诸多事例可以证明。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中载：“太祖庙讳匡胤，语讹近香印，故今世卖香印者不敢斥呼，鸣锣而已。仁宗庙讳祯，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饮饼。”“钱武肃王讳镠，至今吴越间谓石榴为金樱，刘家、留家为金家、田家，留住为驻住。又杨行密据江淮，至今民间犹谓蜜为蜂糖。”20宋时人刘温叟，其父名岳，故终身不听音乐，不游嵩山、华山等五岳，每赴内宴闻奏乐，回家则号泣良久，说：“若非君命，则不至于是。”还有徐绩，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践，遇桥则令人负之而过”22真是荒谬、迂腐至极，不近人情，有悖常理。盖是为博取孝敬之美名，标榜自己而已。
避讳之礼，古人还行之于与他国修睦往来的外交活动中。唐朝御史大夫韦伦奉命出使吐蕃，以御史苟曾（曾也作会）为判官，有人谓韦伦曰：“吐蕃讳狗，大夫将一苟判官，何以求好？”韦伦立即上书奏其事。皇帝下令，改“苟”姓为“荀”，而不易其人，苟曾从此改姓荀，等到出使归来，也没再恢复旧姓。23这也正是古人所谓的“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之礼。
避讳之制一直沿至清朝。清圣祖康熙名玄烨，故改玄为元，烨改为煜。汉人郑玄，清刻本中皆作郑元。
唐代起还出现了以缺笔作为避讳的制度，太宗李世民之世避讳作“州”，宋代、清代在刻本书中也以缺笔来避讳。所有这些，都是古籍阅读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注：
[1]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九，409页，中华书局，1994年1版
[2]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卷二，242页，中华书局，2005年2版
[3] 见黄然伟《殷周史料论集》，362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版
[4]、[5]均见于《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1751页中，中华书局，1980年版
[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1241页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
[7]、[8]《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九，596页中，592页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
[9]《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二十六，818页中
[10]《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六，1751页中
[11]《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十，1313页上
[12]《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1251页上
[13]《史记·秦本纪》，23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史记·表》76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5]（《柳河东集》卷八《段太尉逸事状》，中华书局翻印影宋刻本）
[1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十，1313页上
[17]《通典》卷104，2727页 中华书局，1988年 版
[18]（宋）庄绰《鸡肋编》卷中，7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22]（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四，63—6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21]（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1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3]见（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十，9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