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周王室的东迁, 大一统的局面逐渐被诸侯并起所代替, 社会历史发生了突变, 随之一大批奔走于各国之间的外交家、活动在各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应运而生。他们凭借自己的智力、辩才, 活跃在这一时代。作为这一时代历史实录的巨著——《左传》, 无疑要将这优美的说辞记录, 透过这些精美多姿的说辞, 也可窥测出其形成的原因。
《左传》到处是富有文采颇为讲究的说辞, 然而, 因人而异, 因说话的情景不同,《左传》里的说辞在具体的行文上呈现出多姿多态。
首先,《左传》的说辞有强烈的说服力, 说话人往往以逻辑的力量来增加说辞的说服力, 使听者心服口服。他们的言辞不是信口开河, 而是比类举例, 抓住问题的本质, 进行透彻的分析,摆事实, 讲道理, 显示出他们卓越的政治见识和超群的洞察力。如“僖公五年”载的《宫之奇谏假道》, 具有远见的宫之奇一眼就看透了晋假道于虞的本质, 他抓住虞公“晋, 吾宗也, 岂害我哉”的心理, 进行细致分析, 话语有条有理, 充分表现出他的思辩才能和观察力。再如“宣公十二年”载《晋楚必阝之战》, 晋军失败后, 主帅桓子请死, 晋侯想允许他死。这时士贞子谏曰：
不可! 城濮之役, 晋师三日谷, 文公犹有忧色, 左右曰:“有喜而忧, 知有忧而喜乎! ”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 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 公喜而后可知也, 曰:“莫余毒也已! ”是晋再克, 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竟。今天或者大警告也, 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 其无乃久不竟乎? 林父之事君也, 进思尽忠, 退思补过, 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 夫其败也, 如日月之食焉, 何损于明?
这段说辞, 绝妙得简直像一篇小论说文, 一开始, 以“不可(杀) ”作为整段话的中心论点, 然后分层论证, 先用晋先君文公的真实事件作为论据, 说明林父不可杀的道理, 这对崇尚古训的春秋时代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其次, 从林父本人谈论, 不杀他, 他一定会“进思尽忠, 退思补过”, 进层说明不杀的优点, 如杀之必为楚人笑。再次, 又从战争的胜负论述, 胜败也是兵家常事, 这次败了, 下次一定会打胜仗。全段说辞, 中心突出, 逻辑关系清楚。说话人力图摆事实, 讲道理, 令人心悦诚服。因此, 晋侯不但没杀林父, 而且“使复其位。”这段说辞也充分显示出说话人的政治观察力和语言技巧。他说服晋侯本意是为林父求情, 但说话的表层意思句句都是不杀林父对晋国的好处, 特别是搬出晋文公的事实, 所以就非常容易打动作为听者的晋侯, 达到预期的目的。再如, 人们赞叹的“僖公三十年”载的《烛之武退秦师》。在晋秦两大国围困的紧急情况下, 老臣烛之武受君之命见秦伯以求情。烛之武的话非常注意说话的角度和它产生的说服力量。他先承认事实即在两个大国围困下郑亡是无疑的了。接着便抓住“亡郑”对秦有何影响来论证, 如果亡郑对秦有好处, 那烛之武也就不会来了。他给秦伯分析“亡郑”对秦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 不如留下郑以为东道主对秦还有利。此番话使秦伯已有所领悟, 进而他再回顾历史,让秦伯想起“晋何厌之有”的事实, 使秦伯深知晋的贪婪之心, 以达到解散秦晋之盟, 迫使其撤军的目的。烛之武深知秦晋之所以盟而攻郑, 是因为都想给自己捞得好处, 现在他给秦伯分析了亡郑的结果, 语言表面似乎都是为秦伯着想, 实则句句都是为郑免遭攻击而求秦, 但又丝毫没有露出请求秦伯的痕迹, 整段话语表现出烛之武超人的智慧。诸如此类说辞, 可以说《左传》里比比皆是。
其次,《左传》说辞文辞典雅, 优美动人。在语言风格上,《左传》的说辞普遍追求一个“文”字, 表现出说话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及他们的审美情趣。如“襄公二十五年”载:“仲尼曰: 志有之, 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 不言, 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可以说这也就是左丘明的文艺观。因此, 他所写的人物的说辞都相当有文采, 如《左传·文公七年载》:
晋谷阝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 故取其他, 今已睦也, 可以归之。判而不讨, 何以示威! 服而不柔,何以示怀? 非威非怀, 何以示德? 无德何以主盟? 子为正卿, 以主诸侯, 而不务德, 将若之何? 夏书曰:‘戒之用休, 董为用威, 勤之以九歌, 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谓之九歌。‘六府三事, 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 谓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 谓之三事。义而行之, 谓之德礼。所由判也。’若五子之德, 莫可歌也, 其谁来之? 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
这段说辞, 谷阝缺给赵盾讲述施德睦邦的道理。他先从对卫的态度谈起, 进而论及“威”与“柔”在对外关系上的作用, 又引用经典著作夏书的话语以增加说服力; 又从六府三事谈论, 落到“义而行谓之德礼”。整段话语, 文雅优美, 富有文采, 显示出说话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在语言形式上,基本采用四言, 还有一定的韵律。
《左传》说辞典雅还表现在说话人善于赋诗, 以诗增加说辞的华丽和含蓄。这也是春秋时代的时髦风气。据劳孝舆《春秋诗话》统计,《左传》里“赋诗”32次,“解诗”34 则,“引诗”75 则。他们运用诗句或者作为论据, 或者直接代言论述。正如《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说:“古者, 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 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 必称诗以谕其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 无以言’也。”这说明, 春秋时代对于外交家、政治家在个人的文化素养方面有此要求。在庄重的场合, 基本上可以出口成诵。如“文公十三年”载:《郑伯与公宴子 》双方代表谈话, 可以说全用诗来表达:“子家赋《鸿雁》,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 子家赋《载驰》之四章, 文子赋《采薇》之四章, 郑伯拜, 公答拜。”在你赋诗, 我对赋的过程中, 子家表达了请求之意, 文子由推托转为答应, 于是外交协议达成。如此谈话赋诗, 既可把话说得含蓄,又显示出说话人的温文尔雅。所以《左传》里面, 特别是在外交辞令上可以说几乎无人不会赋诗。
第三,《左传》的说辞含蓄委婉, 往往讲求言未至而意已及的效果。如“僖公四年”载《齐伐楚盟于召陵》。管仲打着尊王的旗号, 名正言顺, 理直气壮。本义想攻打楚国, 但语言上却温和婉转。楚国使者也知其用心, 所以十分镇定自如地与之争辩。整段话语含而不露, 绵里藏针。再如“襄公十五年”载:“宋人或得玉, 献诸子罕。子罕弗受, 献玉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 尔以玉为宝, 若以与我, 皆丧宝地。不若人有其宝。’”这段谈话, 子罕没有正式地训斥对方, 而以幽默的方式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语言委婉, 言未到而意已及。再如前面提到的烛之武的话也是如此。本来秦国攻打他国, 他却说“敢以烦执事。”《左传》就是运用这样颇有色彩的说辞, 既表现出说话人的文学修养。也使该书的语言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正如刘知几所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 行人应答, 其文典而美, 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篇》) 总之,《左传》中像这样的说辞, 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它反映出那一时代在外交、政治场所活动的人物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也显现出当时社会风尚的一斑, 尽管不排除这些说辞经过作者再创造的可能。
由上面对《左传》说辞特色的分析, 我们可以窥探出春秋时代的社会风尚和当时对外交、政治人才素质的要求。春秋时代, 虽然王道渐衰, 但社会的意识形态仍然保持着故有的传统。春秋之时, 宗法制的大一统, 以血缘关系为轴心的社会形态所形成的观念仍然规范着人们的言行, 从而体现出这一时代的特征。
首先, 春秋时代要求人才要懂礼, 有文采。如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左氏尚礼故文”。《左传》反映的时代仍是一个重礼的时代, 尽管此时出现“礼崩乐坏”的现象, 但在庄重场所, 礼仍具有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作用。“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就对“礼”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解释:
夫礼,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民失其性, 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 以奉五味, 为九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 为九歌, 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 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 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 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
这也是左丘明的观点,“礼”是一种自觉明确的社会规范。因此,《左传》里的外交家、政治家在庄重场所说辞都表现得彬彬有礼。
其次,“文”是当时社会对外交、政治人才必备素质的要求。孔子教学生的“四教: 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 将“文”置于其首, 要求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语论·学而》)。《国语·晋语五》亦云:“言, 身之文也。言文而发, 合而后行, 离则有衅。”由此可见, 文在春秋人的意念中, 被视为大才必备的条件, 也成为社会衡量人才的价值观。“僖公二十年”称晋文公“文而有礼”,“僖公二十三年”载众卿随文公出奔, 到秦, 秦伯享之, 在确定谁陪文公赴宴时, 狐偃说:“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成了人们道德修养与人格教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孔子说:“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礼记》也说:“君子服其服, 则文以君子之容; 有其容, 则文以君子之辞; 遂其辞, 则实以君子之德”。因此, 春秋时代的外交家、政治家的说辞都非常注重其文采, 显现出自己的雍容典雅的君子风度。这正反映出那一时代的文化特色和人才的价值取向。
再次, 西周到春秋, 知识阶层主要是贵族和巫史卜祝。他们是文化的垄断者, 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为将来在外交、政治场合活动打好知识基础, 但由于受当时现实、思维方式诸方面条件的限制, 不可能培养他们多维思维。因而春秋时代的人最易从既经的事情中总结经验, 指导现实。这也许是我国史的概念早早产生的原因。他们思考问题首先是回溯往事, 乐于接受传统的东西, 习惯从故有史实中选取知识来指导现实。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使他们特别注重对古籍经典的学习修养。因此, 在他们的说辞中便会自然显现出来, 这可能便是《左传》说辞中常常博引故籍史实, 吟赋《诗经》名章佳句的缘由吧!
